|
是什麼樣的機緣，讓你開始拍攝作家錄影傳記？
年輕時我就喜歡攝影留念，民國四十五年我從政工幹部學校（今國防大學）畢業，分發到部隊辦軍報，從此開始用相機工作，還自己沖洗相片。兒子出生後，我用照片紀錄下他們的成長過程。當時家境拮据，常連吃飯的錢都要煩惱，但我總說「飯可以不吃，照片不可以不拍」，因為孩子的成長只有一次，錯過就再也無法彌補。我替他們拍下生活中的點滴。每年兒子生日，我一定會設法買個蛋糕留影紀念，三個兒子都被我拍到二十歲。拍照之餘，我也替孩子製作相本，三個兒子一人一本，另外再製作一本留存在我這裏，讓我和妻子可以不時回味。這樣的「家庭文化」紀錄孩子成長之餘，其實也是一種教育，孩子長大後透過這些相片，能體會父母的辛苦，可說是在無形中凝聚了一家人的情感。我時常想，應該把這樣的方式「擴而大之，推而廣之」。
因此我想到：台灣舉辦了許多藝文活動，但活動結束後，卻什麼也沒留下；海內外有許多優秀的作家，能保存下來的頂多是照片、手稿、年表等資料。然而時代在改變，這些靜態的資料已經不夠了，若沒能留下珍貴的影像，十分可惜。於是，我從七十歲開始正式投入「作家錄影傳記」和「中華民國藝文活動紀錄片」拍攝，至今已拍攝了一百二十多位作家、三百多場活動。
你選擇作家的標準是什麼？
身為影像紀錄者要有宏觀的態度，眼光要遠大、心胸要開闊。我拍攝的對象，不問背景、不分黨派，更不管本省人、外省人。其實有些作家的論點，我不但不贊同，還相當反對，在攝影機後面的我，可說是一邊生氣，一邊拍攝。有人問這是何苦呢？但我認為，只要對方肯誠實說出自己的看法，我就得忠實紀錄，我不是為了自己拍攝作家錄影傳記，而是要替歷史留下珍貴的資料。我們也應當要有包容不同意見的雅量，如果古代沒有諸子百家，只有一家之言，文化怎麼會燦爛呢？
我只有一個人，卻要負責事前的聯繫、導演、攝影、採訪、剪接……等全部的工作，不得不說能力實在有限。所以我多半選擇拍攝六十五歲以上的作家，一開始也採用了「沒辦法的辦法」，先拍攝台北地區的作家，如此能省下不少交通往返的時間，接著再慢慢朝外縣市、海外發展。
你拍攝錄影傳記的原則是什麼？
錄影傳記最寶貴在於，它是真正的第一手資料，且影音同步，無法造假。我的錄影傳記都不配旁白，就是要避免失真。
此外，我還秉持「四實」的原則──真實、誠實、忠實、樸實。真實，是確實紀錄傳主的狀況，與他周遭的現況；誠實，是傳主以「誠」來面對紀錄片的拍攝。不少傳主分享了他們私人的故事，讓我非常感動；忠實，是剪接時絕不能斷章取義，影片完成後，我一定送給傳主一份，以示負責；樸實，是以經營藝術的心態拍攝，呈現作家應有的格調，但不花俏取寵。
拍攝過程是否曾遇過困難？
有時候想要拍一位作家，卻不知道該怎麼聯絡對方，得輾轉透過不同的人層層聯繫，有時甚至得花上好幾年的時間，才得以順利拍攝。此外，有些作家寫得一手好文章，但面對鏡頭時卻說不出一句話，因此在拍攝現場，我還必須當「啦啦隊」，想辦法鼓勵傳主。為了這一系列的紀錄片，我一個人扛著攝影機東奔西跑，回家還時常剪接到深夜，一天工作超過十個小時、全年無休。也許是太過勞累，沒想到我居然中風了，爾後又被診斷出罹患輕微巴金森氏症。無法繼續工作，讓我不免有些遺憾，但如果老天爺能讓我病況好轉，我還是要持續拍攝。
請談談讓你印象最深刻的受訪者。
首先是我第一位拍攝的傳主，已故作家無名氏。當時他住在淡水山上，我連續五天開車去找他，忍不住對他說：「一個七十歲的老頭子，幫一位八十歲的老先生錄影，實在有趣。」
另一位讓我印象深刻的，是蘇雪林女士。在拍攝前，經過一年多的協調，終於讓蘇雪林女士離開養老院，回到她曾生活數十年的成大宿舍。回到故居的她，流下了感動的淚水，而我也捕捉到這動人的場面。很遺憾的是，拍攝後不過三個月，蘇雪林女士就住進醫院，不久便過世了。
為什麼你始終堅持「一人藝文影庫」，獨資拍攝，既不成立基金會，也不找工作夥伴？
關於我拍攝作家錄影傳記，不認同的人會質疑我，認為我年紀這麼大了，能勝任這項工作嗎？還有人懷疑我是想要藉此出名得利；至於認同我的朋友，則紛紛建議我成立基金會，向政府爭取補助、對外募款，但我始終不同意，甚至有人直接寄捐款給我，都被我退回了。我之所以不接受任何資助，一來是免除外界的疑慮，二來是我認為「吃人嘴軟，拿人手短」，這樣就失去了紀錄片客觀的精神。我常開玩笑地說，不是我不找工作夥伴，而是實在找不到。我不是什麼有錢人，拍攝的經費全靠微薄的退休俸，哪會有餘錢支付其他人的薪水？
你最希望透過紀錄片，傳達出什麼樣的精神？
「活到老，學到老」，但我認為「學到老」不夠，還要「做到老」，最好還要「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為了拍紀錄片，我付出了金錢、時間、健康，甚至親情?──?母親在山東老家過世時，我人在國外拍片，來不及趕去見老人家最後一面；長孫出生後，我一直非常忙碌，好不容易有時間到美國看他，他已經三歲半了。儘管犧牲了很多，但我不以為苦，反而認為這是值得堅持的工作。能來人世間走一遭十分難得，能幸運活在沒有戰亂的時代更應該感恩，我們怎麼能不對社會有所貢獻，替後代留下一些有價值的東西呢？
你也曾擔任編輯，期間有沒有什麼難忘的經驗？
年輕時我曾負責編輯軍方刊物，當時率先做了許多改變，像是推出「女作家專輯」、「軍眷作家專輯」，一掃軍方出版品硬梆梆的印象，獲得很大的回響；當時軍方刊物都必須經過審查，只有我堅持不送審，就算惹上麻煩，我也在所不惜。
有一年我得到文復會頒發的主編獎，獎金新台幣十萬元。在當年是一筆不小的數目，可以在鄉下買房子了。我原本拒絕領獎，想把獎金退回，卻沒有辦法。最後我用這筆錢來請客，不但請公司的同事，還請印刷廠的工人，陸陸續續請了好幾回，才把獎金用完。一本刊物的成功，絕不只是主編的功勞，而需要所有人的合作，這筆獎金我不能一人獨吞；我也認為，主編不應是高高在上，必須做作家與讀者間的橋梁，做好自己分內的事本來就是應該的，這筆錢我更不能拿。
你有什麼話，想對年輕的媒體工作者說？
拍攝紀錄片的過程中，有一個現象讓我十分感歎：有些年輕的攝影師，到了現場把攝影機的三腳架一放，就什麼都不管，跑去聊天了，這樣怎麼可能拍出好作品？媒體從業人員，不應把攝影當成「工作」，而應該把它視為一份「事業」，投入靈魂和感情，拍出來的作品會完全不一樣。
其實影像紀錄也不是記者的專利，拍攝的對象也不該局限於作家，士農工商各行各業，都值得被留下紀錄。所以我認為應該推廣「全民錄影，保存文化」運動，就算拍攝的對象是自己的祖父母，也都是難能可貴的資料。
你心中最幸福的片刻是什麼？
從前經濟狀況不好，相片只能自己沖洗，也不可能設立專業暗房。我只好用軍毯遮住門窗，並把底片、相紙放在軍毯下，掀起一角克難地曝光，經過反覆的試驗才成功；我也曾花了七、八年時間，才好不容易說服作家拍攝錄影傳記……諸如這類「排除萬難，達成目標」的時刻，最讓我感到幸福。
【完整內容請見《講義雜誌》2010年12月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