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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末下午，坐在等待平路到訪的咖啡館裡，想像著每個交錯的女子或是已入坐的或是正要推門進入的，都是平路的身影。
我讀過她寫的小說、瀏覽過她經營的部落格、見過她在報章媒體的照片，而且我們一樣都是心理系畢業，但我沒見過她本人，不禁懷疑在這樣一個昏黃的咖啡館，我能認得出她來嗎？
她比我想像的嬌小、纖細，說話聲音細細柔柔的，一雙眼也帶著些朦朧，但又像把人看穿了似的。
我們預計要來談她的新書，是一本她用了好幾年發想，直到最近才改了又改而將之完稿的長篇小說。但是，見到她，想著電子郵件檔案裡她的小說初稿，原本有許多問題想問，我卻忘記該從哪裡開始。
故事的開始就是這樣。
「開始就是這樣。」敏惠聽見自己嘟噥地說。在練習，她在練習，有一天跟謙一重逢，她要怎麼樣說給謙一聽。
敏惠知道很難解釋，而起頭又是最難的。「開始就是這樣。」她在重複一句毫無意義的話。
那天，究竟是怎麼開始的？（注）
這不是故事的開頭。
故事始於……
平路寫小說、散文、社會和文化評論等等，種類廣泛，甚至還包含了科幻領域。她的散文和小說細膩多情，而她寫的評論則犀利敏銳又是另一種風格。無論是文學創作或時事評論，平路其實都展現出了她對於家國政治、社會文化，以及人性的關懷，尤其以歷史或時事議題為背景的長篇小說書寫，更令人印象深刻。
平路說：「我心中的小說有它的複雜性、多面向、啟發性。希望讀者讀了有會心之處和深層感動，而且很好看。讀者不僅會一直看下去，看下去之後又有所體悟。」所以，平路這一名柔情似水的女性來書寫觸碰家國政治議題，從《百齡箋》、《行道天涯》、《何日君再來》、到最新的小說《東方之東》，她都將女性角色與歷史或社會事件交錯參照，「小我的主人翁」和「時代背景」成為平路所稱的「交叉指涉的參考座標」，並且同時滿足了小說的想像，是感性與理性的結合。
依照平路這麼的寫法，寫長篇小說看起來不是件輕鬆的事。支撐她持續書寫的，是「作者和讀者的樂趣」，亦即讓讀者讀她的小說是一種享受，她自己也在寫作中感受到不斷的熱情，而這「樂趣」就是支撐她高能量的持續創作。她自我分析，表示涉及到歷史事實的《行道天涯》是本不容易完成的小說，《何日君再來》則希望能讓人感到像這首歌一樣動聽和真實。至於《東方之東》以寫實和虛構的交錯，描述兩岸四地（含澳門）目前觀察與歷史掙扎，也是個人想望跟事實能得到什麼的相互拉扯，對於她來說是項巨大的挑戰，然後將之解決能讓她又產生另一股更大的能量去持續創作，散發創作者的生命光彩。
「外面，還有更大的江山嗎？」
一面問，一面拿下腰間繫的一串小玩意，他找出其中的一支銀耳挖子，挑指甲。裡面也有污跡？怎麼進到指甲裡的？宮裡的日子怎麼也有污垢？他看見大殿旁邊擺的矮松樹，綠翠玉做樹葉，後面綁著細鐵線，綴上幾塊瑪瑙紅玉，像是松樹結的果實。蟠桃、綠葉，看著就讓自己不舒服。那是盆景，用來賀嵩壽、賀萬壽，人人誦念他萬壽無疆，他還沒年輕就已經老了。
「皇上，」老人低聲喚著。
抬起頭，他並不相信這個人的恭順，但他喜歡聽海上的故事。或者他把這待罪的老人當成一扇窗戶，推開窗，他想看一眼外面的世界。
「皇上，奴才要怎麼樣向您稟報？怎麼形容望不見盡頭的地平線？遠遠的不是湖泊，那是沒邊沒際的海，海水閃閃發亮，靠近陸地的地方羅列著島嶼。」
聽著，他想，這一刻，自己甘於被跪著說話的老人迷惑。
御花園繞著一圈冬青。白天宮女們在高枝間顛起腳，有時候彎膝蹲下，用小團扇搧蝴蝶。夜晚，宮女們打著燈籠在裡面捉迷藏。知道萬歲爺路過，她們故意撞成一團，眼看沒處躲，嬌呼一聲跌進過道旁的枝枒裡。
宮牆沒有出口。冬青樹植成的迷津裡，宮女們繞也繞不出去。
「你不熟明末清初的歷史吧？」敏惠指著電腦螢幕上的文字：「我寫的皇上是『順治』。跪在皇上面前的老男人，就是『鄭芝龍』，小名叫做『一官』。」
「發配甯古塔前，有一段時間，鄭芝龍在南苑，做過順治的御前陪侍。」敏惠說。
為什麼要這樣寫？
平路在歷史上花了許多功夫，她稱自己的小說是在「填補史書的縫隙」。她對人物有超乎平常的感情，自覺在歷史的情境中可以認同那樣的處境，覺得筆下的主角真的是那樣的人（至少，在寫作瞬間確實是那樣），並且對那個時代人物的情感和個性，有創作者的了然。
「每個人有不同的史觀，以及對於歷史空隙的解釋，我有足夠的信心去挑戰和回應。」面對質疑和批評，平路反而更加堅定，「小說本身應該是沒有問題的，我被質疑的是史實，不是我所寫出來的小說。雖然我在小說裡填補的是歷史縫隙，但所引用的史實可能比歷史學家更豐富。」因此，她總是認真回應對方提出的問題，並且將責難當成一種幸事，是「風雨寒暑皆天惠也。」
平路說：「關心台灣社會的人，一定要把泯滅的史實說出來。小說作者的能力也在於提出質疑，提出這些問題，也就是要把道理講清楚。」
從上一本長篇小說《何日君再來》到現在的《東方之東》，隔了八年之久。對一名寫作者而言這中間的時光流逝，正跟著時代輪轉釀出另外一種突破。平路認為八○、九○年代的台灣，充滿了各種可能性和文學的、社會的、民主的實驗氛圍，現在卻沉澱了下來，沒有當年那麼有趣，愈來愈像階級社會的缺乏流動性，甚至可能性也變少了。因此，她筆下的故事與人物似乎也隨著時代而改變，從熱鬧的、荒謬的轉而為另一種冷靜（表面上看來如是）。
然而，不管是哪個年代，平路始終關心台灣的定位問題以及跟對岸大陸的關係，像她在《東方之東》裡占據了許多篇幅描寫鄭芝龍與順治皇帝的角力、鄭氏父子各自的處境與心計，或是從台灣到大陸尋夫的台商太太與北京男子的曖昧，或多或少都指涉著兩岸的處境，不管是被界定或是界定自己，平路要做的是「說自己的故事」。
※延伸閱讀：
‧平路──填補歷史縫隙，說自己的故事 (下)
【完整內容請見《聯合文學》一月號315期；訂閱聯合文學電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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