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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七年八月的一個清晨，大韓航空八○一次班機準備降落在關島機場。當時天候惡劣，大雨滂沱。這原本不是什麼問題，但是，機場的導航系統無法運作；而且機長連續十九個小時沒有休息，已經筋疲力盡。儘管已在這座機場降落過許多次，他還是忘了，在通往機場跑道的進場航道上矗立着一座山。飛機直直撞了上去，導致二百二十八人罹難。
這場空難是大韓航空二十多年來八起事故之一，那段期間，大韓航空的飛安紀錄在所有航空公司中敬陪末座。一位參與分析大韓航空問題的顧問找到了一項令人驚訝的原因：韓國人對上級畢恭畢敬的文化。其實在墜機前，副機長和機師都已經發現情況危急，但他們不敢跟機長直接說出想法，或是接手控制飛機。
顧問的分析引用了吉爾特．霍斯帖德的研究發現。霍斯帖德是荷蘭心理學家，他分析各國的企業文化多年。根據一國國民對於當權者的遵從程度，訂出每個國家的「權利距離指數」（power-distance index ，簡稱PDI）。美國人的PDI相當低，他們一向在必要時會對上級直言不諱。航空業的一項研究則顯示，世界上所有國家當中，韓國的權利距離指數是第二高的。
當顧問要求大韓航空每一位機組員都說英語後，這個問題就不復存在了。使用英語可拋開韓國人講韓語時習慣用的敬語，機組員比較能夠直截了當進行溝通。而其結果就是，大韓航空的飛安紀錄開始逐步好轉，終至成為最佳的航空公司之一。按照享有盛名的社會學家暨作家麥爾坎．葛拉威爾的說法，這一轉變的關鍵在於「文化遺產至關緊要。它勢力強大、無處不在，而且綿延不絕。」他還補充說：「若我們忽視這項事實，就可能造成飛機墜毀的後果。」
然而，葛拉威爾沒有提到這些文化差異從何而來？文化差異又是如何變得如此具有滲透力？不同地方的人看待世界的方式自然有所不同，但這些差異竟然深到能影響人類大腦的功能，則是我們才開始了解的。
文化神經科學 新近崛起
三年前才興起的文化神經科學（cultural neuroscience）領域正在改變科學家對於大腦的看法。新近研究顯示，大腦在基本思維過程中蘊藏着豐富的變化。喬恩．弗理曼是一名博士生，也是《腦研究進展》期刊中「文化神經科學」章節的作者。他和美國塔夫斯大學的研究人員正攜手打開一扇大門，探究文化影響大腦運作的方式，以及影響有多深遠。
塔夫斯大學的心理學教授娜麗妮．安貝迪這樣描述：文化神經科學顯示，「神經結構是有可塑性的，視所置身的文化而定。」她說，大腦是一塊吸收文化資訊的海綿。她和其他的文化神經科學家已經發現，儘管是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其大腦並未顯現極大的結構差異，可是在特定文化的浸淫之下，某些神經通路確實變得更牢固了。他們還認識到，當我們面對文化背景不同的人時，這些腦功能的差異會影響我們的情緒、行為和態度。
幾年前，密西根大學的北山忍和同事進行了一項開創性的研究，凸顯出東西方思想的某些差異，那也是葛拉威爾在大韓航空的案例中所注意到的。研究人員給美國和日本受試者一個簡單的方框，方框中間有一條畫到一半的垂直線。隨後，研究人員給他們一個較大的方框，指示他們畫一條與原先那條一樣長的線。但是，每個人得到的指示其實是有差異的；有些人被告知，畫的線長度要與原先那條線的長度絕對一致；其他人則被告知，所畫的線長度要與原先那條在比例上一致。
整體而言，美國人在「絕對一致」的測試中表現較出色，而日本人則在「相對一致」方面更勝一籌。研究人員將這些差異歸因於過去的心理學研究所發現的文化特質（即人類文化內涵的核心要素，或體現文化特徵的主要內容）：美國人擅長分析具體的細節；而亞洲人則在考慮周圍環境的情況下，更為整體地感知客觀事物。
前年，麻省理工學院的研究人員對進行「方框中畫線」實驗者做腦造影，發現了超越文化特質之處。當受試者接上功能性磁振造影（fMRI）儀器時，不管是美國人還是日本人，當他們在畫對其文化而言比較難的線條時，大腦中負責提高專注力的區域都會變得更活躍。
麻省理工學院的研究證明，執行相同的簡單任務時，兩個不同文化的羣體運用的大腦區域也不同。但是，「當任務比較複雜時，你完全料不到腦功能會如何運作，有各式各樣的可能性。」弗理曼說。
文化差異影響大腦運作
詹姆謝德．巴魯查是塔夫斯大學資深副校長兼教務長，也是心理系教授。他畢生致力於探索複雜性腦部活動。二○○九年十二月，在《心理學新趨勢》期刊上發表的一篇論文中，他與安貝迪使用「文化映射」（cultural mapping）一詞來描述功能性磁振造影所揭示的模式。「若你一輩子都浸淫在一種文化中，你的大腦就會進行重組。」巴魯查聲稱，「神經元之間的連接發生了變化，隨後，大腦逐步形成文化視鏡，而你會透過這種文化視鏡來感知世界。」
或許，這對於真實世界也有顯著影響，正如塔夫斯大學的心理學博士生尼古拉斯．魯爾在最近的一項實驗中所證明的。魯爾向日本和美國的受試者展示了一組政治候選人的黑白照片，這些候選人分別來自美國或日本，受試者對他們都不熟悉。他讓受試者根據四項特徵將照片人物分類：控制力、成熟度、親和力與可信度，然後把這些特徵整合成兩種特質：權力和親切。隨後，他再一次向實驗對象展示每一張照片，詢問他們是否會投票支持該候選人。美國學生壓倒性地支持強有力的面孔，而日本學生則偏好親切的臉龐。或許這並非巧合，被來自同一個國家的受試者看上的人，在實際選舉中也受到青睞，兩者的結果極為吻合。
當魯爾讓受試者接受功能性磁振造影時，另一件令人費解的事出現了。他原本以為，美國人多半會使用大腦的分析區域，而日本人則多半使用情緒區域。然而，他發現兩個羣體使用的是相同的大腦區域——杏仁核（產生情緒、識別情緒、調節情緒的腦部組織）。杏仁核又稱「蜥蜴腦」，人類在演化之初大腦就有杏仁核了。杏仁核有助於我們偵測危險，但它還有一項更普遍的功能，就是對外在世界的任何事物提高專注力。在這個案例中，不論美國人或日本人，當他們看到心儀領導人的照片時，杏仁核都發揮了作用，點燃了他們的熱情。
「這有點令人吃驚。」魯爾承認。這一發現「從本質上說明了儘管我們得出不同的結果，過程中運作的機制卻無二致。」然而，又是什麼原因造成這種偏好上的巨大差異，導致現實世界中截然不同的行為？
部分答案可能就在弗理曼所進行的一系列相似的研究之中。他給受試者看一些人的身體剪影，然後測量他們的腦波。剪影有兩種姿態：支配型和屈從型（例如，有一個人直挺挺站着，雙臂交叉；另一個人腦袋低垂，手臂貼着身體）。「長久以來眾所周知的是，西方文化鼓勵人取得掌控地位；而日本文化則傾向和集體思想保持一致。」弗理曼說，「我想看看，東方人和西方人是否以不同的方式來感知支配型和屈從型的體態。」
二○○九年四月，研究成果刊登在《神經影像》期刊上。研究結論指出，人們經常「同途殊歸」——行經同一條路線，然而最後抵達的地點卻大相逕庭。在兩組羣體中，與文化偏好相契合的影像啟動了另一個截然不同的大腦區域：大腦邊緣獎賞系統。當你碰上諸如毒品、性或食物等令人愉悅的刺激時，這個系統就會將多巴胺釋放到血流中。另一方面，每當大腦想要告訴身體去追求外部世界的某樣東西時，邊緣獎賞系統也會參與其間，不管是端起一杯很想喝的咖啡，或是從架子上搶下一本心愛的雜誌。
「我發現，西方人會被掌控型身體啟動典型的獎賞迴路；而日本人則會被屈從型身體啟動相同的獎賞迴路。」弗理曼說。受試者也要做一份問卷，回答他們在真實世界的掌控強度（比如：「我向來喜歡主導談話」、「我不怕提出批評」等等）。有趣的是，兩者的表現是一致的，「也就是說，如果我是美國人，在現實生活中一想到要控制別人時，我的行為表現出的掌控性越強，大腦的獎賞區域就越活躍。」弗理曼說。
【完整內容請見《讀者文摘》03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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