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調期盼候選人向中間選民擴展票源,反造成政黨把選舉看作政治商品,只重視以廣告、包裝吸引選民,而忽略真材實料的政策內容。
民主國家的政黨提名機制五花八門,就決定者的光譜而言,從內造式政黨的黨魁定奪、到美國柔性政黨的黨員投票,由極端封閉到完全開放,不一而足。大體而言,如果黨內有多人表達參選的意願,粥少僧多,就必須訴諸初選制度;相對地,如果乏人問津,特別是相對陣營的鐵票區,就必須採取徵召的方式。
一個初選制度的好壞,取決於是否能提出黨員、支持者以及選民都能接受的人。就西方政黨提名制度的發展來看,大致上是朝著內部民主在調整,以免少數人密室操作、私相授受。美國在20 世紀初,因為派系壟斷,各州相繼通過初選法規,乾脆把政黨提名當作國家選舉的一部分,由支持者登記為黨員來決定,以沖淡人頭黨員的弊端。
民進黨初選多變 應有長久制度
由創黨到現在,民進黨的公職人員初選辦法已歷經多次更改,甚至於可以說是每逢選舉就改弦更張。表面上來看,這可以解釋為與時俱進、相當具有彈性,然而,也可說是沒有一定章法、甚至於因人量身訂作,簡而言之,就是徒有形式上的制度,卻是缺乏制度化、充滿著不確定性。坦承而言,如何建立可久可長的制度,是民主政治的必要條件。
從國會全面改選開始,民進黨的初選大致上是交給黨員來決定,不過,若是牽涉重大派系利益,往往就會有菁英介入的情況。譬如1991 年的國代不分區部分,是由中執委來投票產生,賄選疑雲重重;另外,1994 年的省長、直轄市長選舉提名,經過外部的壓力,不得不同意在黨員投票後,再進行支持者公投;然而,各派系最後達成共識,除了凍結公投,還硬加上了幹部投票,不進反退。
接下來的1995 年立委以及1996 年的國代選舉,除了如法炮製,更將不分區劃分為弱勢者、學者以及政治人物三組。表面上,這樣的作法是想要提高社運界的參與、提高政黨的社會代表性,實質上,卻是把所謂幹部(立委、國代、省議員、直轄市議員)票的權重擴大了。
民進黨迄今唯一讓支持者參與的,是為了1996 年首度總統直選所舉辦的初選,或許是因為陪李登輝選,根本沒有贏面,可以放心讓支持者去開心一下。至於攸關派系實力的中央民代選舉,當然不能輕易束手交出來;而政黨不分區被認為是大家一起打出來的席次,黨內派系更是要斤斤計較,不可能交給黨員投票來排序。
在1997 年的縣市長選舉提名,民調正式登場,占了初選的50%,另外50%則保留給黨員。這樣的做法,一方面取代了令人詬病的幹部投票,另一方面,也可以順勢廢除了礙手礙腳的支持者公投。在接下來的1998 年立委選舉以及直轄市選舉,民調已經成為初選不可或缺的程序。到了2001 年的立委與縣市長選舉,民調的部分進一步提高為70%,而黨員投票只剩下30%。在2009 年的縣市長提名,全民調已經勢不可擋。
選黨職不怕人頭? 民調沖淡理念
到今年,黨內派系言之鑿鑿,傳聞國民黨政府將以人頭黨員為由介入,可能將黨的眾領導者捲入司法漩渦,大家同意廢除黨員投票,決定以全民調的方式進行總統及區域立委的初選。
值得觀察的是,在示範效果之下,國民黨的初選制度也朝著民調方式調整。如果說黨員因為有人頭的嫌疑而不能參與初選,為何同樣的一批人,他們所產生的黨代表、中執委、中常委以及黨主席,在正當性上就沒有任何缺憾?更大的問題是,在未來的黨內選舉,豈不也要使用民調方式產生?
自從民意調查在1930 年代發展以來,民調結果儼然是政府施政、候選人競選以及選舉預測的重要依據。不過,就民主國家來看,台灣以民調的方式決定候選人,可以說是世上絕無僅有。由於民調抽樣的母體是所有的選民,也就是說,非黨員或是支持者也可以對於政黨的候選人表達意見,那麼,政黨背後所代表的價值、理念、或是政策立場,豈不是被大量沖淡了?因此,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對於相關初選所作的判決,就認為如果連登記為黨員、表達上回投票的政黨偏好都不願意,怎麼會有資格侈談參與政黨的初選?
政黨往中間靠攏 有如聯合壟斷
傳聞國民黨政府將以人頭黨員為由介入調查,民進黨的眾領導者怕捲入司法漩渦,也就同意採全民調方式,而放棄黨員投票。 (攝影/林敬原)
當然,支持全民調者有一個直覺上言之成理的論點,就是在單一席次的選舉,最好是能夠將票衝到過半,因此,除了傳統的支持者,當然也要想辦法將票源擴大到所謂的中間選民。然而,如果沒有適度的過濾,民調的對象已經超越沒有政黨認同者,而是連對方的死忠支持者也包含在內。坦白而言,除非政黨之間沒有政策立場的差異,真的要想飛象過河,未免是自欺欺人。我們唯一可以想像的可能,就是儘量淡化候選人的立場,等到選上再說。
問題是,如果為了勝選而不擇手段,要不是認定支持者會含淚投票,再不就是欺哄他人;不管如何,兩者在政治上都是不道德的行為。此外,如果政黨競相模糊立場、往中間靠攏,兩者差距不大,再激烈的選舉競爭又有何意思?就政治市場來看,這不僅有聯合壟斷的嫌疑,更是掛羊頭賣狗肉的行為。當然,如果我們的選民不以為忤,反正,速食麵的包裝是參考用的,即使是有附調理包,肉也是一兩塊,大家見怪不怪,也就沒有甚麼好計較的。既然政黨把選舉當作政治商品來看,而選民是政治消費者,重要的是如何以吸引人的廣告以及華麗的包裝,就不用那麼講究真材實料。
此外,在急就章的情況下,沒有經過一番政策辯論,民調所立即顯現出來的,不過就是媒體寵兒所呈現的高知名度,看不到治國的方向、或是治理能力。美國在2008 年的總統大選,民主黨的希拉蕊原本的民調高達49%,而歐巴馬的支持度只有23%,若非有長達四個月的黨內初選,經過馬拉松般的競賽,後者根本沒有機會出線。
不重內容重包裝 考驗政黨政治
既然政治包裝是關鍵所在,媒體公關當然是候選人必須著力之處,用不著花太多心思在政策上的擘劃,反正是作文比賽,國王的新衣在選完後就可以高掛起來,大多數選民不會記得政見。倒是要跟報老闆有特別的交情,總編輯自然不敢不買帳;對於第一線的記者,噓寒問暖是必要的,至於不配合的,不要說沒有好臉色,下回就沒有訪問的機會。這樣的生態,與戒嚴時代相比,並沒有好多少,只是一般讀者沒有辦法看出來。
就技術而言,拒訪率過高(包括不知如何回答者)一直是民調專家必須面對的難題。當然,負責任的民調單位可以使用加重抽樣份數來調整隨機的不足,只不過,最大的詮釋困難是,究竟願意受訪者的看法是否有代表性。另外,即使願意受訪,我們也沒辦法確定,究竟這些答案是否有欺敵的可能,也就是故意讓對方產生比較好對付的候選人。最後,即使受訪者的答案沒有任何策略性的考量,然而,由看好度到支持度,還是有相當大的距離。
總之,民調應該是最便捷的提名方式。然而,當民調所產生的知名度不等同於治國能力、看好度以及支持度之際,絕大多數選民關心的可能只是誰會贏,很少人會去關注政策議題、候選人的能力或是人品。那麼,在政治被商品化之下,政黨只不過是廣告行銷公司罷了,此時,政黨政治的真諦恐怕必須重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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