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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初馬總統召開國安會議，會中學者指出「台灣已面臨人才赤字危機」，馬總統也終於認清，人才外流已成為國安問題。
但學者看到的，只是新加坡搶台灣的醫療人才，香港搶台灣的教授，南韓搶台灣的科技人才，中國大陸直接挖角工研院的人才，卻未見更根本的問題，如：究竟什麼原因導致人才外流，以及當既有的所謂人才流失之後，台灣可有能力源源不絕地提供更多更好的新人才。人才流失只是病象，後面這些問題才是病根。
就在馬總統如此痛切地檢討成為國安問題的人才流失危機之後不久，馬政府就行文各部會，要求對公股財團法人如工研院的董事長或高階經理人的薪水設限，不得超過政務次長每月18萬元的水準；而這正是工研院的優秀高階主管被大陸模仿台灣設置的數十個工研院重金挖角的根源。
而這一切危機，正如此例，乃是我們大有為的政府一手打造而成。
小而美的台灣經濟，在險惡的全球競爭環境中打滾數十年，早就練就一身精悍、敏捷、靈活、快速反應的好身手，在全球各國中少見其匹。而這樣的市場經濟，幾乎完全聽命於市場中充斥而且變幻莫測的各種指令；其中，各種各樣的價格就是最重要的信號。
只要價格稍有變化，不論商品還是人才，都會如水流就下一般，立刻找到最有利的選擇。
然而跟這個經濟共同成長了數十年的政府部門，卻始終像一隻停止進化的恐龍，堅持其共產的分配與運作模式絲毫不改，與全球效率最高的台灣經濟形成愈來愈顯著的對比與落差。
其中最典型的部分，就是認為公務員要人人都吃大鍋飯，劣不能去，優也無法賞；更糟糕的，就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從最低階到最高階的公務員，薪資不能有太大差距。
因此，當低階公務員熬了數十年可以領到民間人士眼紅到極點的18趴與退休俸，政務次長乃至部長們的薪水，與民間同級管理階層以及星港等地的同儕相比，卻有高達10倍的差距。
這樣的低酬高官，怎能找到最佳人才盡心管理國家大事？因而在他們手中的一切決策既不高明，而且完全灌注共產主義的「均貧」思想。台灣經濟的活力就硬生生被他們牽絆住，台灣的人才也不得已飄零四方。
這，才是真正的國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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