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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聯合文學》上的鄰居，每期專欄貼著我的專欄出現的舒國治，不曉得還記不記得這麼一回事？1978年十月初，當時離三十歲都尚頗有一段距離的年輕舒國治，參加了一場聚會。聚會上聊到了胡金銓的《迎春閣風波》，胡金銓透露了拍片背後的祕辛，照原本的設計，電影中不可一世的王爺沒有經過打鬥，就被害死了。為的是「點明出這樣精明的人，卻死得那樣容易，那樣荒謬的生命，我感覺就應如此。但，你能說什麼呢？買片子的老兄們不滿意，他們要開打！兩方面商量了許久，還是決定開打的好！只好如此，沒辦法，我感覺那沒頭的打一場，非常不好。」
聽完胡金銓這段話，舒國治開口了，緊張兮兮地問：「可不可以再拍一段，應該另拍一段的好。」
胡導的回答很平淡，也很世故，他說：「重拍？當然也可以，也得多花一些錢就是了。不過，我想想也就算了，人的精力和堅持有時就是那麼一回事。」然後胡導睜大了眼睛，直望著舒國治。一座沉默，大家感覺到有些事就是那麼簡單，簡單到讓人無法抗議，甚至無法多置一詞。
很可能舒國治自己都忘掉了的事，我為什麼會知道，還知道得如此詳細？因為《山客集》裡有一篇附錄，標題是「赤手屠龍千載事」，就是這場盛會的紀錄。雖然是「附錄」，這篇文章卻在書中占了最大篇幅，幾乎有全書的三分之一那麼長。長到連舒國治問話時的緊張，胡金銓回答後大家頗為無奈的沉默反應都記錄進去。
我很好奇舒國治為什麼會緊張？因為面對胡金銓這位華人電影圈大師級的人物？因為他的問題，多少帶有對大師的質疑意味？還是單純只是因為那個場面實在浩大驚人，讓舒國治感受到自己的年輕與相對稚嫩？
最後這個原因，最容易理解。看看在場有些什麼人吧！除了以《俠女》一片拿下坎城影展綜合技術大獎後第一次再到台北的胡金銓之外，有這場聚會的東道主，當時《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高信疆，以及但漢章、亮軒、王曉祥、陳映真、舒凡、阮義忠、王禎和、汪瑩、羅龍治、簡瑞甫、陳曉林、唐文標、黃建業、王墨林、胡耀恆、吳靜吉、張照堂、蘇念秋……每一個都是當時台灣文化圈的大名字。
依照〈赤手屠龍千載事〉上的紀錄，從中午談到天黑的聚會中，舒國治就只講了那麼一句話。話講得較多的，除了主客胡金銓之外，則是唐文標、陳曉林、王曉祥、亮軒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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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會龍門陣中，第一個提問的是個性直率衝動的唐文標。用他的廣東國語開門見山說：「我是多疑心的」。他指的「多疑心」，其實意思是充滿批判意識。他不客氣地批判胡金銓拍太多古裝片了。「我感到我國電影與我們民眾的日常生活，脫節已極。……確實，幾十年國家動亂，普遍的藝術貧血已成為死症。我認為不妨拍一些引起我們關心的問題，沒有必要，歷史片不如不拍。你認為拍些現代時裝片如何？」
拍了很多古裝片的胡金銓，聽到老友這樣的意見，「不禁有點苦笑起來」。他很誠懇地回答：「我拍的是電影，甚至我所顧到的僅是形象那組真實，不是大道理。……電影是件很費錢的事，我們不能不著眼在市場上面。再說，拍給幾個人看的電影那又何必呢？談談不就夠了嗎！……你知道我拍了一個抗日愛國片《大地兒女》，到處被剪得一塌糊塗，沒甚好看頭啦，且賠得很慘，我一想這不行啦，要拍一些賺錢的片，否則就沒有人投資，就要改行了。因此拍了一齣《大醉俠》，還算可以，後來跟著拍武俠片，便一直這樣了。……其實，古裝片已和時裝片毫無分別，我找故事跟其他電影同好不很一樣，我找故事以它最適宜拍『電影』為原則，……我個人是找那些最容易拿形象來表現的故事。」
這段一問一答，就決定了這場聚會談話的基調。表面上大家談得很多、幾乎少有冷場，然而實質上，真正有交集的時候很少。台北的朋友，包括舒國治，關心的都是社會與文化意義的問題，拍這樣電影有何意義、這樣拍而不那樣拍有何意義差別、這個好因為有意義、那個不好因為沒有意義……但胡導卻都是從「電影本位」來回答的，電影這樣好看，那樣吸引人，這樣會有效果，那樣走不通。電影是花錢的，電影要考慮各地市場的要求與禁忌，電影有技術與資金上的現實問題。
台北朋友的問法，如此理想化，正反映了七○年代後期台灣的文化熱潮，文化、藝術既是實踐理想的管道，也是發展、表現自我的工具，更是介入社會、改革社會的手段。顯然長期居住在香港，每天活在製片拍片工作中的胡導，不可能用這種角度來看待電影，電影不是藝術形式中的一種，電影就是電影，電影有自己的一套規則、邏輯，不照電影的規則、邏輯來，就是拍不成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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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高中到大學，我不知道將這篇紀錄讀了多少次，從中間得到另外一種「電影啟蒙」。台北發問的人抱持的態度，是我熟悉的，那也是我剛開始認真些看電影時，習以為常的基本觀念。然而胡金銓不厭其煩地解釋電影現實面過程，讓我第一次接觸了「電影本位」的思考。
當然沒有辦法一下子就吸收「電影本位」的立場，但我逐漸開始察覺電影各種視覺元素的組構道理，開始認知一個畫面背後所需的條件，不再只是問：「這電影說了什麼？」
有意思的是，反覆看這篇紀錄，看到後來我反而對收錄這篇紀錄的書，非常陌生。沒有將書拿在手上，我甚至說不出來這本書到底還有什麼其他內容。
老實說，會有這種反應，不能怪我，書本身也要負很大責任。當時會買這本書，主要因為封面上大字寫著：「山客集＝胡金銓＋鍾玲」，書出版的時間，正是胡金銓兩部新片《山中傳奇》和《空山靈雨》在台灣高調上映，衝著「胡金銓」名字就買了。
回家一看才發現，書裡面只有一篇十六頁的〈旅韓雜記〉出於胡金銓手筆，其他通通都是鍾玲寫的。而且就連鍾玲的文章，都看得出來是勉強雜湊的。有她隨胡金銓拍片、走影展的心得散文，有幾位朋友的側記，有應酬文章，有關於「寒山詩」的論文，甚至還有一篇小說！這樣的內容，真不知叫人從何讀起。
大概可以想像還原這本書的來歷。本來應該是鍾玲的文集，但既然鍾玲有那麼一個大名鼎鼎的丈夫，出版社就想到了拿胡金銓名聲來當賣點的念頭，硬將胡金銓掛成了頭牌作者。胡金銓也樂得利用機會拉抬、討好夫人吧！
出版社或許稍有心虛之感，在封底的介紹文中，講了三段胡金銓，最後留了短短兩句：「小胡情有獨鍾，喜歡挾內人以自重。她有了他，他有了家，有了不再流落，有了空山靈雨般的鍾玲。」
算是在提醒讀者：這是「小胡」用來突顯「內人」的私心產物，不是本正常意義下兩人「合著」的書？
剛打開書來看時，我相信我一定有過感覺受騙的憤憤，不過因為有那篇附錄，因為那篇附錄如此豐富、如此精采，以至於我甚至完全忘掉了自己有過的憤憤。
◎作者簡介
楊照
本名李明駿，現任《新新聞》周刊副社長兼總主筆。曾獲聯合報小說獎、賴和文學獎、吳濁流文學獎、吳三連文學獎、洪醒夫小說獎、吳魯芹散文獎等。著有長篇小說、中短篇小說集、散文集、文學文化評論集等三十餘種。
【完整內容請見《聯合文學》四月號318期；訂閱聯合文學電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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