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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法制觀念薄弱，台灣農民前往投資，常常落到技術被學又賠錢的下場；所以除非秉持「養活」中國人的觀念，否則還是別去的好。
2009年春節期間，我陪一位澳門朋友到廣東省的惠州市，去拜訪一個在當地種植木瓜的台灣人，他原先是苗栗的農民，因為在台種植木瓜有成，所以就想到中國境內找一個離香港比較近的地方，把種好的木瓜直接銷往港澳，因為香港的一道名菜「雪蛤木瓜」，是缺少不了紅肉木瓜，而且大小都要差不多。
就因為這種想法，他特別到惠州的鄉下去選了一塊地，在2006 年開始種起木瓜。但因為他的資金不多，所以除了租一塊地自己種植之外，也跟附近的農民協調契作，這種契作是每3年簽一次約，他就把種植紅肉木瓜的技術一一教給當地的農民。
只是，當地農民學會種植紅肉木瓜以後，當有港商願意以更高的價格收購，他們才不理會原先跟台灣人簽下的契作，就直接賣給港商了，讓這位苗栗的農民哭笑不得。要知道，中國社會本來法治的觀念就不強，何況是農民，而且如果一個個去控告農民，所花費的訴訟費，恐怕比種木瓜賺得的費用更多，所以他只好放棄了。
在我們去參觀他的農場時，正好中午，他沒有請我們吃頓飯，走之前我的朋友跟他要了50 棵種苗，打算拿回去自己的農場種植，結果他每棵算4 塊錢的人民幣，總共是200 元人民幣，1塊錢也不打折。
《《採購團吸引台農 偷學技術》》
台灣農民在中國經營農場失敗的例子不少，但在中國官員大手筆到台灣採購農產品之際，他們常誤以為中國的市場大，所以可以把最新的農產品種植技術帶過去，以為可以在當地大展宏圖，卻沒想到中國的法治不彰，貿然把技術帶過去，只不過是在跳火坑，只要當地農民學會種植技術，他們才不管什麼契作關係。
就因為不知道中國社會的「山寨文化」，所以一批批的農民就在中國血流成河後，回到台灣重新再起。但即使如此，也抵擋不住前仆後繼的農民再過去找尋「新中原」。
以最近的例子，有6 名台商與珠海相關部門簽約，宣布投資人民幣6,100 萬元（約新台幣2.7 億元）在珠海市金灣台灣農民創業園建設6 個農業項目。
依照「新華社」的報導，珠海市金灣台灣農民創業園於2008年2 月批准設立。在此之前，已引進永呈園藝、永旭食用菌、台灣特色珍珠芭樂等31 家企業，總投資超過人民幣6 億元。
台商投資額人民幣1,500 萬元、1,000 萬元的項目各有2 個，前者為台灣生態特色種植基地和台灣蘭花大棚種植基地項目，後者是氣霧培植生態農業園和台灣春曉農場。
這4 個基地主要將在緯度與台灣相似的珠海種植品種優良的有機蔬菜、水果、花卉和養殖一些小動物。另外，香水蓮花種植基地和觀賞蘭花種苗繁殖及栽培基地，投資額分別為人民幣800 萬元、300 萬元。
園區已引進台灣珍珠芭樂、青棗、蓮霧、火龍果、木瓜、紅楊桃、樹葡萄等80 多種優質水果，經過多年試種，台灣珍珠芭樂已成為珠海市重要的水果品種，種植面積近0.6 萬畝。
同時，引進的青棗、蓮霧、火龍果種植效果顯著，特別是蓮霧，在此試種後，產量更高、果粒更大、甜度更高、品質更好，吸引了大量澳門、大陸各地客戶爭相採購，產品供不應求。
想想，珠海可以自己種植台灣具有特色的農產品，以後台灣的農產品，中國還會過來買嗎？這就是中國習慣於明的來台購買農產品，暗地裡卻拉台灣農民把技術帶過去，讓中國在農業技術上可以「不勞而獲」。
《《中國護農更護工業 台商吃虧》》
中國「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中），一生研究「雜交水稻」，讓中國人不但可以養活自己，還可以貢獻全世界。 （翻攝自網站）
但中國對農民的保護是否真的能夠說到做到呢？那可不一定。
當台灣的農業技術帶過去以後，只要中國農民學會了這些技術，他們還是會以中國的農民作為主要保護對象，台灣過去的農民，可都是外來客。
相對的，如果在工業與農業之間的選擇，中國還是以工業為主，農業為次。不信我們再舉一個珠海的例子來說明。
在珠海市，原本有一個橫琴島，長久以來珠海市政府一直漠視這個島嶼的開發。但這個橫琴島卻是生產「生蠔」的好地方，每年供應港澳的生蠔無數，連島上的漁民也開了不少家大型的「生蠔店」。
但前年中國政府突然決定開發橫琴島，作為橫琴工業區，再加上要把澳門大學的分校設在該島上，結果島上漁民養殖生蠔的園區，全部被拆光，中國政府對他們的補償卻少得可憐。讓這些幾代以來只會養殖生蠔的漁民，還真不知該何去何從。
《《中國只重養活人 不重副食》》
事實上，從新中國建立以來，由於人口的快速成長，所以中國政府一直重視的是如何養活龐大的人口，而不重視副食產品的給養。
記得1991 年夏天，我第一次跟台史會到上海的時候，落地的第一餐飯，中國的導遊說我們在台灣每天都大魚大肉的，所以她決定第一餐讓我們體會上海人的日常飲食。結果那一餐有10道菜，每一道菜都是蔬菜，我們想他們大概認為我們都是吃素的。
爾後，我注意到，當時在上海市街頭，每到吃中、晚餐的時候，一般市民都會在梧桐樹下，搬出一張小桌子，一家人就拿著一個小臉盆，上面放的都是青菜，根本看不到魚肉之類的副食。
上海人都吃這樣的東西，農村人口又吃什麼樣的東西呢，可想而知，應該是像我們小時候吃白飯，攪一些醬油，好一點的時候，就是再加上一塊鹹魚。
但現在上海人可不同了，大型餐館沒有事先預定，還不見得有位子等你來坐。但如果走進上海的小巷子裡面，看到的景象跟1991 年差不了多少，好一點的可能只是多了一塊肉，或是多了一塊魚罷了。
這也是為何1990 年代江澤民當政的時候，只要西方國家要求中國要重視人權，江澤民總是會回應說：「能養活13 億人口，就是給他們最大的人權」，所以「養活」兩字，可是從上海出身的江澤民最大的體驗。
然而，現在大部分中國的城鎮人口都可以酒足飯飽了，中國人權是否受重視了呢？像中國抓了艾未未，根本不說什麼道理，等過了40 幾天才說調查結果是「經濟犯罪」，什麼樣的「經濟犯罪」呢？就說他逃稅吧。這也值得中國抓他40 幾天以後才公布理由嗎？所以「養活」才是中國的「硬道理」，其他什麼人權的「軟道理」或「軟實力」，對中國來說都是假道理，跟他們說了也是白說。
《《只想到中國賺錢 恐成台流》》
為此，被中國視為農業上最有貢獻的當然是「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了。他一生研究「雜交水稻」，讓中國人不但可以養活自己，還可以貢獻全世界，這是他被中國人尊崇的地方。
中國雜交水稻研究一直被認為遙遙領先於國際社會。2004 年袁隆平從以色列領取了「沃爾夫」獎後，又從美國捧回「世界糧食獎」。一年之內連獲兩項國際農業類最高獎項，其輝煌的背後，是國際社會對中國雜交水稻研究的高度認可和讚譽。世界糧食獎基金會讚揚他於上世紀60~70 年代發現水稻的雜種優勢並加以應用而獲得成功。他為促使中國由糧食短缺不足轉變為糧食充足供應做出了貢獻。他研究的雜交水稻以20％的增產幅度在中國得到迅速推廣，每年增產的糧食可多養活數千萬人口。
1997 年中國啟動了「超級雜交稻育種」研究專案，在著力提高產量潛力的同時，注重改善稻米品質、增強病蟲抗性和生態適應性。目前，超級稻研究每畝產700 公斤的一期目標於2000年實現，每畝產800 公斤的二期目標也已於2004 年提前實現，目前正在進行三期研究。
所以，台灣的農民如果到中國發展，如果不是以「養活」中國人的觀念才去，而純粹想到那裡賺錢，那還是別去的好，免得到時賠了夫人又折兵，最後又多了一個「台流」，那可不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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