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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的東京，已穿越寒冷難耐的嚴冬，進入微涼的雨季。這樣的一個週末午後，穿過東京都中心喧鬧的商店街，彎進路旁的小徑，處處綻放著粉色與桃紅的杜鵑花。在日本生活的這幾年，時常不自覺地在腦海中將東京的街景與台北重疊。杜鵑花，應是屬於台北三月的顏色吧。繞過一間神社，來到一座兩層樓高的公寓前面，老舊的木造大門上甚至沒有電鈴。很難想像在這樣純日式住宅的門後住著的是擁有「首位西洋出身之現代日本文學作家」頭銜的李維英雄（Ian Hideo Levy）。
儘管這早已是一個高度國際化的年代，儘管我們歷經了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黑暗之心》、赫塔．慕勒（Herta Mueller）的《風中綠李》，甚至也看見哈金、郭小櫓等人在國際文壇上發光發熱，儘管在異國以非母語的文字寫作的行為本身，逐漸成為全球化時代的文學共同經驗，當實際看見一個西方臉孔，運用著流利的東方文筆與東方語言，或許心裡仍會興起一絲好奇吧。而李維英雄，正是這樣一位帶著純粹西方人的面孔，卻又擁有一個十足東方味名字的存在。敲了敲木門，李維英雄開門迎來，他小小院子裡擺著一個日式石燈籠。而我知道，如此的異文化衝擊之旅，正要展開。
古典的與現代的
年少時期隨著漢學博士的外交官父親離開美國，五歲於台北、六歲於台中、十一歲時於香港等地皆棲身過一段不短的時間。高中時又到日本就學，並在日本文學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回到美國，李維英雄決定於大學專攻日本古典文學，並特別鍾情於傳統和歌文學。普林斯頓大學博士課程修了後，他先後任教於普林斯頓大學與史丹佛大學，並同時從事英譯日本和歌集《萬葉集》的工作。1982年他所英譯的《萬葉集》獲得美國國家書卷獎的殊榮，也讓他下定決心辭去史丹佛大學的教職，自此移居日本。
這樣輾轉且重複地跨越不同國境與多重語言的李維英雄，談起自己的創作之路，我問他是否也受到了《萬葉集》的影響呢？他說，英譯的經驗固然重要，但他並不覺得自己的作品是「萬葉集性」的。在美國的二十多年間，歷經求學、從事教職、英譯《萬葉集》，對他來說都是「累積創作題材及創作動力」的行為本身。與其說「英譯」《萬葉集》，他反而覺得那更像創作。並非模仿《萬葉集》的模式與音律，而是試圖以自己的英文之聲讓這些千年前的和歌復活，他如是說。
對於《萬葉集》，這本日本最早的和歌集，他說，「在這日本首次以文字被寫下來的文學作品中，我能感受到日本古人那彷彿從毫無文字的荒野中，突然發現了高樓大廈一般新鮮的文字悸動。而這或許和我第一次使用日語創作《聽不到星條旗的房間》那文字間的興奮與迷惘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吧。」此外，於台北、台中、香港各地輾轉度過的童年時代，「在亞洲多數人的凝視中長大的金髮小孩」這樣東方人群中唯一白人的差異自覺，那永遠的他者、永遠的旅人的飄流與不安定感，彷彿也成為李維英雄文學中的共同基調，散見在他的作品中。
租借的語言
然而以一個外國人的身分進入日本文化、甚至以日文創作，絕非一件容易的事。韓籍在日文學作家李恢成在1972年獲得芥川賞時，便說這是他「身為一個非日本人、或是不被視為日本人作家終於獲得認同的證明」。對於李維英雄這首位西洋出身的日本文學作家，許多人在他創作初始都說，何不就安於翻譯一途？對於「日語的所有權」，他回想過去人生中有三十年間皆往返於美國與日本，由於是「外人」（Gaijin，即日語外國人之意）的身分，只能輾轉於東京各處租屋，而不能擁有土地與房產的經驗。這對應於他自身使用日語的經歷，每每聽到帶著西方面孔的他說出日文，皆免不了驚呼讚歎，但這樣的稱讚卻更使他意識到自己的異質性，「彷彿是和我說，我們借你日文的使用權，但最終日文仍然不是屬於你的一般。對我來說，日語所有權的問題是從這般生活最基本之處發生的。」他接著說，「但即使是母語話者，真正能夠master一個語言的人又有多少呢？即使是日本人，誰能熟記所有的漢字、成語或慣用句呢？所有的人不都是只能擁有一個語言的租地權罷了嗎？若我成為一個西洋出身的日本文學作家這件事本身是有意義的，那麼或許便是能讓大家意識到，其實根本沒有所謂的『日語所有權』，所有的人都不過是擁有『租地權』而已。」
另一方面，由於童年時期隨父親轉居各地的浮游暫時性，也引發了李維英雄對生命的不確定性與母國語言文化的疏離感。相對於中文，對於選擇了日文這件事，他解釋，美國與中國有許多共通之處。同為多民族的大陸性國家，也同樣是以自國為世界中心的帝國主義強權文化。即使生活於1950年代的台灣，當時他的生活周遭充滿了來自中國的所謂「外省人」，他認為自身所經歷的台灣，不過是像中國殖民地一般的存在，而其中所包含的文化也非中國文化的全貌。
或許是對於這樣強權文化的一種反抗，身為一個來自被視為美國文化中心、甚至世界中心「華盛頓」的美國人，李維英雄最終在屬於相對周邊島國的「新宿」發現了心目中的文化中心，用周邊島國語言的日語書寫生活、並在日本群眾中找到歸屬，他甚至不覺得必須帶著自身國籍的「美國之眼」來創作。對於所謂的「自我認同」，至今李維英雄仍沒有一個固定的答案。然而一個作家使用了一個語言，便等同於背負了此語言的歷史，或是與此歷史的對峙。這種固有性是無法、也無需避免的。在李維英雄的身上，我們看見了這樣勇敢接受固有歷史、甚至勇於投身於此歷史的姿態。
終極的異鄉人記憶
相隔了二十年，李維英雄在三十歲之後以自身青春期生活於日本的經歷寫下了《聽不到星條旗的房間》。書中主角班傑明最後義無反顧地離開了那幢位於台灣的日本殖民時代所留下來的日式榻榻米房子，離開了只說英語的母親與反對他學日語的父親，呈現了一種結束與重整，和一個全新的開始。他說，「經歷了日本戰後迅速發展的階段，正好抓住了百年近代化的尾巴，所有的文化都在那十年間迅速地毀滅與重整，也使我能夠寫下這樣的小說。若我遇見的是七○年代的東京，或許就沒有這篇小說了。」
而後1993年，李維英雄因某個契機首度踏上中國大陸的土地。在北京所耳聞的「國語」，倏然無限勾憶起他幼時的台灣記憶。就如同普魯斯特在《追憶似水年華》中寫道，主角來到蓋爾蘭特王府門前，因為回想起浸泡在茶水中瑪德萊娜小蛋糕的味道，突然想起威尼斯，失去了的時間便彷彿在一瞬間被抹煞，孩提時代的時間得以現在進行式被喚醒一般。離開中國語圈三十多年的時間，彷彿一瞬間因「國語」而被弭平，李維英雄更發現到自己在這片大陸上不自覺地搜尋著台灣的「家」的記憶。回到日本，他寫下《國民之歌》。
在2001年，李維英雄從日本返美探親時遭逢911恐怖事件，在美國封鎖國界的狀況下，他被拒於本國之外，被迫滯留於加拿大。這樣悵然若失的個人體驗使他寫下《千千碎片》。我們可以發現，李維英雄的創作過程便如同他個人生活方式，那便是永遠的移動與追尋。
往返於客居之國與祖國之間之際，母語及第二語言不自覺地在腦海中瞬間來回穿梭，或許是多數長久生活於異鄉的人們共同的體驗。每當重返台灣，除了腦子裡總無法順利互換的兩種語言，我總會覺得眼前的情景不夠真實。因為我的日常並不存在於台灣這塊島嶼，但回到日本，卻總又強烈地意識到這不是自己的國家。我問李維英雄，《千千碎片》是否正是在這種心境下寫出來的？他說，或許正是透過文化、語言的不可譯性及越界的迷失感，造就了他對母語及第二語言的疏離，才能對911事件維持一種批判性的距離吧。
如此純粹的不安定感，失去中心的自我、語言、及國家認同的迷失，便成為李維英雄小說的基調。這樣的寫作是否是成為了尋找自我的一趟旅程呢？李維英雄回答，「與其說是尋根，不如說是在追尋回憶吧。以一個終極的異鄉人，將自我投注到各種不同的文化和語言中，我試圖在碰撞的化學反應中尋找答案。」然而行旅中國大陸時，被問及自己的國籍與自我認同時，他也不得不回答自己是「常住於日本的美國人」。對此李維英雄解釋，「我不相信所謂的民族、或是國家認同，唯一相信的只有語言。不過或許是因為我一直沒有進到現實的社會，走的路和一般大眾不同，才能如此相信吧。」他笑道。當二十一世紀非母語書寫的現象逐漸增加，或許民族與國家的認同，正是全球作家們需要重新質疑及尋求解答的議題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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