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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教育不只是傳授知識，更重要的是培養人格與價值認同，未來中生來台人數勢必增加，各大學應對於如何「教育」中生做好準備。
從今年開始，國內大學正式招收中生，雖然招生成效低於預期，但如果開放是趨勢，技職體系也不斷要求放寬限制，增加名額；則幾年之後國內各大學院校內，數以百計中生在校園趴趴走的情況是可以預期的。各大學在期待之餘已經準備好「教育」中生了嗎？大學教育並不是只有教學，教育體系做為個人社會化的主要場域，是擔負培養學生正確人生觀與價值體系的責任；如果只是給予學分、指導論文，最後給個畢業證書就算了事，那並未負到大學應有的教育責任。國內學生如此，中生為何不然？何況讓中生透過數年的教育過程，了解台灣的民主生活方式與社會價值，如果放在兩岸互動的大戰略架構上理解，其社會建構的意義與重要性其實更在經濟互動之上。我們的大學，準備好了嗎？
《《學務工作 有身教意義》》
各大學對招收中生的討論到目前為止，似乎都僅只於學籍與課程上的安排，但學生在大學求學絕不是只讀書而已。教學固然重要，但包括社團、心理諮商、生活輔導、宿舍管理與校園安全等學務工作，在整個教育過程仍具有重要功能。積極面是提供多采多姿的活動，使學生在活動過程中培養更健全的人格，消極面則是協助解決生活上所遭遇到的各種疑難雜症。
學生讀書過程中固然受教師與學術風氣影響，但建構其人格發展與價值認同的主要機制，仍在生活上所遭遇的點點滴滴。學務工作有「身教」的意義，學生透過生活體驗內化至人格的一部分，所學習到的知識未來或許用不到，但培養出來的人格與價值認同卻可能終生不變。
因此，如果我們要讓這批或許算是中國菁英的中生，體認台灣民主生活方式的價值，理解為什麼有人要主張台灣獨立？為什麼多數人認為中共政權不友善？台灣人想什麼、要什麼？兩岸未來要如何互動才能使彼此互蒙其利、更安全？期望他們回去後能在中國社會發揮影響力，則大學在教學之外的學務工作應扮演重要角色。
《《觀念差異 恐產生摩擦》》
現今技職體系不斷要求增加中生名額；則幾年之後國內各大學院校內數以百計中生在校園趴趴走的情況是可以預期的。 （攝影／林敬原）
不必諱言，許多大學尤其是技職體系爭取招收中生的主要目的，是要填補因少子女化衝擊而愈來愈多的學生缺額，以延續快要經營不下去的學校生命。這個經濟層面的考量當然也是個重要的問題，大學退場對社會經濟的衝擊是很深遠的。
但即便如此，疏忽對中生的學務工作，仍將造成難以預期的負面效應而影響學校發展。筆者曾在大學中的學務部門服務多年，理解大學中的學務工作並非如一般想像的單純，許多千奇百怪的案例在基於保護學生受教權的情況下並不公開，而無論是用校規或傳統的形態呈現，每個學校都有相沿多年的慣例與價值體系。
這些屬於社會建構的層面，與學生本身高中與大學求學的生活經驗有關，大學學務工作的有效性是架構在學生原本的對大學生活的理解與預期上。
台灣與中國雖說是同文同種，但在不同政治體制與價值觀下，學生想法與觀念有高度差異。這在中生人數極少的情況下或許還不是嚴重問題，但當人數達到一定程度後，集體性的中生與台灣社會的相互建構過程可能產生某種程度的摩擦。
《《種種情況 應未雨綢繆》》
以下作者基於在大學從事學務工作的經驗提出幾個問題，以提醒大學主其事者。這些假設的情境或許是極端的，但並非不可能發生，也就是應未雨綢繆的：
一、中生參與社團活動應該要鼓勵，因為這能強化他們在台灣的生活經驗。然而，能參與具有政治色彩的學生社團嗎？許多號稱學術性的學生社團其實是有特定政治的傾向，中生參與這些社團後的影響是什麼？規劃好了嗎？
二、中生能參加政治性的遊行或選舉活動嗎？如果僅當一位靜默的旁觀者，做為觀察台灣民主生活方式的途徑當然是受歡迎的；但如果跨越紅線成為積極參與者，且不談法律層面與政治影響的問題，校規準備好了嗎？紅線明確界定了嗎？
三、中生如果基於政治理念於課堂上挑戰教師，或教師基於政治理念的言論與中生發生言語衝突，處理的機制與預防措施構想好了嗎？
四、中生如果對學校的生活管理如宿舍、餐飲或其他安排誤解而集體性抗議，如貴州某學校學生的砸毀學生餐廳，處理機制與預防措施安排好了嗎？
五、中生與台生如果發生集體性的衝突，無論是基於政治理念或生活上的摩擦如爭風吃醋，處理機制與預防措施安排好了嗎？
六、中生與校外人士如果發生集體性的衝突，從小摩擦擴大類似廣州增城新塘事件，處理機制與預防措施安排好了嗎？
七、中生如果因個人生活的困擾、憂鬱或不適應而跳樓自殺如富士康的員工，預防措施安排好了嗎？
作者設想這些假設情境，或許某些已有交換學生經驗的學校會認為想太多了，然而那是少數且經過精挑細選與來台前的專案指導，與以後將大量來台中生的集體性本質不同。大學主其事者如果以平常心自詡而沒有適當準備，那麼預期外的衝突進而引爆重大事件，將不是不可能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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