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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接到在美國南方教書的弟弟打給我的一通長途電話，他很困擾地問我說：「哥，你有沒有李安導演的聯絡電話？」
「我沒有，但是我可以替你打聽一下。」我問他說：「你找李安幹什麼？你家不就有一個啊。」
「問題就出在這裏。」弟弟有點無奈地說：「最近有很多電話打到我家，說要找導演李安，偏偏我們家的李安接到電話會說，我就是李安。然後，就開始牛頭不對馬嘴了。」我的姪兒也叫李安，當初取名字時沒想到會有這點困擾。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當我還在中央電影公司當電影公務員時，我也曾經打電話到紐約找李安。那時候他已經從紐約大學電影製作研究所畢業，他的畢業作品《分界線》得了紐約大學學生影展的最佳影片和最佳導演獎。我打電話給他，邀請他回台灣拍電影。其實在更早之前，當台灣新電影浪潮剛興起時，我們就考慮過他，可是他還沒從紐約大學畢業。當時他拍了一部三十分鐘的《蔭涼湖畔》，得到第六屆金穗獎十六釐米最佳劇情片，和他同時得獎的曾壯祥正好在中影公司的一個部門工作，我們就邀請了曾壯祥加入三段式電影《兒子的大玩偶》的導演工作。說來或許是機緣，在第六屆金穗獎得獎的幾個年輕人，之後幾年內都陸續加盟了中影當起導演，像李道明、黃玉珊、麥大傑等，可是偏偏獨缺李安。
這次打電話給李安之前，我們又看了李安的《分界線》，一致認為他正是我們目前最需要的那種能兼顧商業和藝術的高手。我們已經做出原則性的決定，那就是無論如何都希望能讓李安加盟中影這一波新導演的行列。為了配合李安，我們不惜把拍片現場拉到美國去。我們想了一個留美學生的故事《長髮為君留》，並且計畫讓吳念真直接飛去紐約和李安談劇本。
通常接到這種電話的導演都像是從天外飛來的好運般雀躍。萬仁導演曾經回憶說，當年他接到我的電話時還非常懷疑，去中影這麼大的公司當導演竟然就是這麼簡單？不必靠人脈、拉關係、走後門，甚至於賄賂，機會便從天而降。可是遠在太平洋彼岸的李安，在電話那頭卻沒有想像中的喜悅，他的語調緩慢而猶豫，好像有難言之隱。或許，在他的認知和專業想像裏，拍一部電影哪有那麼容易說幹就幹的？他反而要我別急，慢條斯理地回答着：「拍電影這種事是急不了的，要考慮的事情可多着。慢慢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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