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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前後，日本在台灣管理原住民的事務上，發生了幾件大事。
首先是1929年11月，位於中央山脈核心區域的布農族「施武郡蕃」抗日領袖阿里曼西肯，為了家人現實生活壓力而接受日警的和解建議（注1）。
1915年日本警方因為收繳槍械成效不彰，凌虐喀西帕南社的頭目逼繳槍械，引發社眾襲殺駐在所十員日本警察殞命的「喀西帕南事件」。當時，大分地區（玉山之東，中央山脈最深入的部落群）的總頭目阿里曼西肯，深知日本軍警槍多人多的事實，但為了部落之間的道義與整體利益，在事件後三天，親手策劃與完美執行「大分事件」，隨後的十四年間又接續攻擊太魯那駐在所、建立阿波蘭山上的抗日營地、攻擊阿桑來嘎駐在所，造成日本警方的緊張與傷亡，迫使高雄州廳、台東廳改變態度，間接成就其兄長拉荷阿雷日後成為布農族抗擊日本最核心的領袖。阿里曼西肯的歸順，讓日本警方得意忘形、故態復萌，侵擾與凌虐的事故持續發生，引發另一個抗日家族領袖拉馬達仙仙與塔羅姆，以1932年的「大關山事件」回報。
第二件事是，1930年台東平原的卑南大社因為生存的理由，主動求見日本官員，請求協助遷徙建設新社區，從族人心理根本重建部落（注2）。
長年以來日警察專制蠻橫地迫使卑南社青壯年男女，投入近乎義務勞動的苦力制度，致使人口生育率大為降低。多數人因歲時祭儀受干擾，農事無法依時進行，生活陷入困境與苦悶而流於遊惰，又因缺乏儲蓄觀念，許多人幾乎是仰賴負債來維持生計。影響所及，族人在健康衛生方面變得極端惡劣，人口急速遞減；加上漢人大量移入，藉著債權逐步蠶食卑南社產業、土地，成為卑南社主要人口。
當時在教育界服務的卑南社菁英鄭開宗、陳重仁、王葉花憂心族群逐漸步入滅亡，特於1929年夏天，趁台灣總督府石黑文教局長前來台東廳視察時，前往其下榻處求見，告知民族存亡之秋的種種問題，並請求協助。石黑立刻召開「卑南社生活改善」座談會，指示由卑南公學校任教的鄭開宗與校長石上金治擬計畫草案，由總督府文教局直接推行與補助。日後由台東文教局接手協助部落集體移住、設立信用合作社、改制公學校成六年制、加強醫療與農業技術廣方面的改善，並於1930年，開始移住今日之「南王里」。
第三件事當然就是1930年10月27日的「霧社事件」（注3）。
被日本人視為「模範蕃社」，歷經二十餘年「教化」、「授產」，而逐漸脫離原始部落初民社會型態走向「開化」之路的泰雅族霧社部落群，因為日本警察濫權、欺凌壓迫，長期的勞役與歧視，迫使馬赫坡頭目莫那魯道最終選擇戰爭手段，聯合六個部落襲殺霧社地區的日本人134名，隨即引發日本動員軍隊1303名，警察1231名，以及官役人伕、「友蕃」1563人次；使用山砲、機關槍等新式武器以及飛機和各種炸彈、毒氣鎮壓與報復，震驚台灣與日本社會。
這三個事件看似毫無關連，在族群生存的議題上卻有著對照性，值得深思。
布農族阿里曼西肯、拉馬達仙仙，因為顧及家人未來，最後以歸順軟禁與被設計處死的下場結束生命。其兄拉荷阿雷繼續以「塔馬荷」（今南橫玉穗社更深山處）兩百多人的部落型態拒絕日本統治，迫使台灣總督府以專人專案的方式處理，直至1933年才與日本和解，成為全台原住民最後和解的抗日領袖。有趣的是，這三個傳奇人物從未被媒體或台灣社會認識與認真看待，卻也從未被布農族遺忘，儘管各部落因為遷移人事已非，但關於三個大英雄率眾千里奔行縱橫中央山脈抗擊日本警察的傳奇事蹟，卻依舊被各部落驕傲地傳頌著。
另外，卑南社鄭開宗等三人當年的斷然採取作為，只存在卑南族菁英之間關於卑南社存亡史的討論，但那些作為卻使得一個擁有「卑南王」口傳卻衰敗瀕滅的千人大社，能從心理建設著手，根本改進部落體質，使逐漸恢復往日榮光與自信，建立日後人才輩出，在體育、政治、音樂與傳統文化都有傑出表現的「南王里」。三人雖不被注意，卻符合作為英、雄、菁、粹之流，所應承擔為族群爭取最大的生存空間與未來發展契機的期望。
比較弔詭的是，最為人所知悉的霧社事件，在死去876人之後的六、七十年間，當年參戰的所有部落選擇噤聲、近乎忍辱偷生；其後代遲至幾年前才在「原住民新聞雜誌」電視報導的鏡頭下共同表示「盡釋前嫌」。這與當年事件發生時，台灣民眾黨狂烈的報導宣傳，並試圖聯絡國際聯盟，揭發日軍不人道使用毒瓦斯的聲援氣勢有天壤落差；甚至毫無瓜葛的國民政府，也於1953年在霧社籌建「霧社山胞抗日起義紀念碑」，以「碧血英風」彰顯莫那魯道的「抗日」精神。
霧社事件著實為1915年「礁吧哖事件」以後完全喪失「起義抗日」勇氣的漢人社會大大的出了一口怨氣，也為國民政府的「抗日意識」做足了教育宣傳，連電影工業也一部接著一部塑造莫那魯道的英雄形象。由此觀之，莫那魯道在漢人朋友眼中確實是個不折不扣的英雄人物。問題是，霧社地區當年相互廝殺的所有部落都有同樣的想法嗎？那些無力逃脫這場戰事，必須親手將稚子吊死而後自縊的婦女也默認嗎？當年那些在「川中島」惶惶過日，最後又面臨一場屠殺的遺族同意嗎？賽德克以外其他的原住民族群也同樣這麼推崇嗎？英雄烈士慷慨赴義，難道不是為了要爭取族群最大的福祉與生存空間嗎？
莫那魯道是鐵錚錚的漢子，至於他是不是全賽德克族公認的英雄，這恐怕得回到賽德克的文化底蘊，由賽德克人自己去界定，而予以喝采；就像布農族歌頌那三大抗日豪傑，那樣的自然與驕傲；就像我等懾服於深謀遠慮、具行動力又不計名位的鄭開宗等卑南族知識分子，為族群整體的生存發展考量，爭一時也爭千秋的氣概。
近來，備受矚目又甫入圍威尼斯影展的《賽德克．巴萊》，重新詮釋了霧社事件。作為文學創作者，我期盼的卻是更多的賽德克作家，誠懇地、認真地完成一部或無數部的文學作品，思考與關照在這個大事件與大英雄底下，那些永不缺席的卑微小人物，他們眼神究竟透發著的是無奈、哀怨或決斷、悲壯？心甘情願或者暗懷怨念？榮光或卑屈？
注：
1.參考楊南郡、徐如林《大分．塔馬荷：布農抗日雙城記》，南天，2010。
2.參考鄧相揚《霧社事件》，玉山社，1998。
3.參考宋龍生《台灣原住民史．卑南族史篇》，台灣省文獻會，1998。
◎作者簡介
巴代
1962年生，卑南族大巴六九部落人（泰安村）。台南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碩士，大學兼任講師。曾獲原住民文學獎、金鼎獎最佳著作人獎、台灣文學獎長篇小說金典獎等。著有《笛鸛：大巴六九部落之大正年間》、《馬鐵路：大巴六九部落之大正年間》、《斯卡羅人》、《薑路》、《走過》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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