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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初，「舊香居」舉辦名人信札手稿展，朋友引我前去。早了三天，地下一樓展場還在布置，但牆上已裱掛起部分文人手寫的信，洪炎秋、黎烈文、梁實秋、姜貴、林海音……，無一不引人注目，箱篋中似乎還有更多收藏。
寫信，現代人愈來愈不提筆，多依賴電話、手機，即使發e-mail，也只為傳達訊息，不超過一兩百字，少有言志論藝的細膩告白。像1969年張默編的《現代詩人書簡集》，動輒一兩千字者，於今是罕見了。
信札除了篇幅長短的差異，還有手寫與電腦鍵盤打字之分。手寫，從墨色、字跡看得出執筆者當下的心情，從筆畫形構還可遙想其性情、風神。換成鍵盤敲出的字，全是一個模子印的，既少了個性、情味，除留作憑證，無可欣賞，果真印證了傳播學者「媒介即訊息」的說法，e-mail對心靈、溝通內容，都產生了影響。一切求快的時代，精神交往短淺，不再提筆寫信，人際間少了回眸的夕照、試探的星暉，也無低昂的風聲、水聲。
我與文人的書信往來，多在聯副主編期間，手寫信札多為長者。
決定結束編輯生涯的念頭起自2006年秋天，八月我寫的〈問答詩〉借別人口吻自問：「爾來起居何如？不至乏絕否？有相恤者否？令子能慰意否？」正是同一工作一做做了四分之一個世紀的省思。未來何去何從？當時並無確切想法，直到兩個月後徐國能請我到台師大演講，我聽說國文學系徵聘教師，求去的方向才有了一點眉目。詩的最後一節：「羊在天上放牧／咸豐草在陸地開花／風大浪大的海上／自許一人亡命／不及其他」，寫那年秋天的心情：既嚮往天上的雲、野地的花，則何妨四處浪遊。但這只是一種渴望，現實中不易做到。第二年春末，行期底定，我向報社遞出辭呈，並向居住在林口「山村」的齊邦媛先生報告，時齊先生仍在趕寫她的《巨流河》，每天都有寫作進度逼著。齊先生寄來一張冰島卡片，雷克雅維克（Reykjavik）藍得像幻境一樣的天空、山脈、大海，簇擁著華燈初上燦如珠玉、綿延於海岸的高樓文明，她說：「個人情誼、文壇滄桑，三十年前、三十年後許多情景，在我這山村最後的書房映現。我們何幸，能在這小島大格局中參與過黃金歲月許多不再現的盛事……」齊先生的文筆來自心靈的宏遠，從她開筆寫《巨流河》，我就不斷邀稿，但她始終不想以斷章零篇出示，打定主意公諸於世的將是一生的故事、一代人的思考。她那令人低回的興亡感慨，未嘗不能分章刊載，但既是不受發表慾誘引的人，已經守了幾十年，又何在乎殺青前再多守幾年。我想到她在窗前燈下一件件事、一頁頁寫，落筆之時情感或仍翻騰或已坦然、怡然……，換下評論別人文章的導師身分，她回到巨大悲傷的時代，以人所未有的身世、人所難及的閱歷，莊肅敬重、情深而節制地，一筆一畫、一日一月刻繪著從前的艱難，歸結道：「編輯生涯本是夢，雖然很多的學術生涯也是夢。」我沒有她的家世、才學、歷練，但確是追躡同一方向與境界。齊先生在那張卡片落了下款後，又在空白處加寫了幾行：「我一生的經驗是上課講話充滿誠意，有個人對文章的feelings，但從不說個人題外之話。你這麼多年在文壇所見，當足使你言談充實有趣……」誠意，孔子講過，齊先生再一次強調，最後她用橘紅細字蠟筆，表現喜氣，寫上「祝福！」兩字，這是2007年5月的信。
辭呈已送出，宇文正接任的情勢也已明朗，我發e-mail告知長年聯繫的作家、學人。網路回函全收納在一個檔案匣內；手寫信札不多，當時放在辦公桌小抽屜，後來用一個牛皮紙袋裝著，連同二十餘年來編輯台上收到的譽毀、林林總總的文件資料，一起帶走。四年來賃居外雙溪山上，搬家的箱子有的至今未開啟。一些私人資料不必再看，正像一些過往不必提及。而今「舊香居」歸來，偶然想起，偶然從一個紙箱上層檢出那一牛皮紙袋，舊函重啟，包括雷克雅維克那張漂亮卡片，顯然是編輯桌上最後一批信──當年，李家同先生寫道：「工學院裡比較沒有派系，文學院好像一直有派系之爭。吾兄小心也。」我可以想像他那一派瀟灑、露齒而笑的輕鬆神情。他敢講真話，從以前當大學校長到現在，講起話來始終不懼與世俗齟齬。
余英時先生有一封，回覆我所謂「身分」與「攀緣」，並提到久不在國內報刊撰文的原因：「自知孤往之見已不能見容於今世，但求保持個人信從之價值系統，不願強聒，令人生厭也。」從前胡適之有〈老鴉〉詩：「我大清早起，／站在人家屋角上啞啞的啼。／人家討嫌我，說我不吉利；──／我不能呢呢喃喃討人家的歡喜！」余先生是深具文才的思想家，名重一時，可惜世紀之交的政治風氣一敗塗地、傳播媒體的經營格調蠅蠅嚷嚷，遂令他也有了老鴉強聒的感慨。此前十年，我剛接聯合報副刊主任職，承王汎森兄引薦，在台北老爺酒店，曾偕紅媛訪問過余先生，我記得他對青年人的勉勵：年輕時風華正盛，但風華稍縱即逝，最怕漂流、漂蕩、隨波逐流，生命拿在手上卻不知道怎麼辦。
2007年6月8日，陳之藩先生寫給我這編者，談《聯合報》電子版在世界各地都有讀者，連中國大陸也有。事情緣於其夫人童元方有一文在《聯副》刊出，大陸《萬象》雜誌轉載，將有關台灣與美國斷交時，陳之藩宣告共產主義破產那段刪去。結果讀者在部落格上比對兩個版本，把刪去的段落還原，諷刺這是大陸的「漢譯權」。陳先生信云：「如果聯合報不登那篇文章，大陸的人根本看不到元方寫些什麼」，而今有人看到了，他興奮地說，《聯合報》的電子版給成千上萬的中國人以希望！「老兄之地位之重要及影響，可想而知」，「老兄千萬不要小看自己」。這是一封打氣的信，給聯合報，也給副刊編者。我不能否認副刊主編扮演過的角色、副刊在台灣文學文化發展的貢獻，但那是1980年代的事，世紀之交時已成強弩之末，箇中艱辛不足為外人道。副刊危疑存亡之際，偷放暗箭的人不少，但在聯合報由劉昌平副董事長、張作錦社長掌舵期間，由於他們的格局、器識、支持，使這一園地依舊能迎風張帆。
我初接編副刊時，報社總編輯項國寧有一天問我：「喬志高（高克毅）為什麼不給聯副寫稿？」我說，我們沒寄送報紙給他，他住在美國只看得到《中國時報》，看不到《聯合報》，自然不會投稿。節流，是當時報社營運政策，我記得，為了加贈這份報，得專案簽呈，「時局」之日益吃緊，可見一斑。我手頭最後一封喬志高先生的信，寫於2007年1月7日：「我年邁力衰，已不常執筆為文，年來發憤寫成兩稿，回敘青年時代抗日戰爭期間的工作與見聞。今年2007年是日本侵華『七七事變』的七十周年，如能應時發表，不無歷史意義。」翌年，喬志高先生過世，〈一些值得追記的往事──中國的命運在美國？〉是他最後的文章。一個馳騁於二次大戰期間的新聞外交尖兵，走過時代風雲的翻譯界前輩，寫信經常以莊重的書信語「久疏音問，時切馳思」開端，生於1912年，他是我父親那一輩人。當年他也曾投稿某報，編者未予回覆，九十五歲的克老在信上說：「（台灣）對較為嚴肅『老成』的文字已無興趣矣！」此話出自這位人稱「無法超越的知識分子」垂暮之時，真正添人傷懷。
這一牛皮紙袋裡的信頗蕪雜，若一一詳述，會是一個中篇。以上只舉一二例而已。
附帶一提的是，其中混雜有一封影印的、由發行人辦公室轉交的信，署名「深藍人士」，痛陳「聯副已被深綠人士所潛入，企圖擊潰深藍人士的心防」。匿名者以為公器可以私有，自許「深藍」對抗「深綠」，二元分化徒見其鄙陋。而尤可笑者，是他誤將詩人「汪啟疆」當作小說家「張啟疆」，又誤將張啟疆當作是當上台聯黨主席的「履彊」（本名蘇進強），「疆」、「彊」不分的結果，他說汪啟疆「現在潛入藍營」，聯副登他這首〈大雨〉詩「毫無文學意味，要之就是要台灣人集匯力量，從事獨立！」偏激的意識形態加上無知再加上氣急敗壞，如果回到戒嚴年代，分明是一柄毒刃。汪啟疆當過海軍艦隊司令、作戰署長，文武全才，〈大雨〉以樹木自喻，考驗根的抓力，「對土地具有了如此的心／我站立得更挺更深」，這麼熱愛生命、熱愛土地的詩，入了邪眼竟被目為「邪說」，時當2005年8月。
文學藝術要求讀者、觀賞者要有審美眼光，審美眼光非一時三刻能培成，不懂得欣賞文學、藝術的社會，是沒有情境感受的社會；文化存在於體認、感受，流布於薰陶、化育，封閉、對立、叫囂的社會是沒有文化可言的。但願台灣不會因為不斷的選舉而使民心沉陷，無暇顧及於詩、禮、樂。
2007年7月31日我在聯副最後一天上班，收到隱地先生來信：「美好的仗已打過，愉快的、不愉快的，都是未來我們人生記憶的寶藏。」是的，我趕上報業的黃金年代，也參與了艱苦再造的階段，此後雖不再以專業編輯的身分與人交往，但憑手中陽春之筆，只要還有創作，就仍是詩國的子民。回顧過往，我珍惜文人手寫信札彼此交心的記憶，點點滴滴，留痕於人生路上，難以磨滅。
◎作者簡介
陳義芝
生於台灣花蓮。台灣師大國文系畢業，香港新亞研究所文學碩士，高雄師大國文研究所博士。曾任聯合報副刊主任，高級資深績優記者，輔仁、清華、世新、台藝大及台大兼任講師、助理教授。現於台灣師大國文系專任。著有詩集、散文集十餘種，英譯及日譯詩集於國外發行。曾獲金鼎獎、中山文藝獎（新詩獎及散文獎）、台灣詩人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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