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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許多歐美城市逐漸回頭追尋他們喪失以久的城市文化，改變過去僵化的土地劃分方式，從藍圖式的住宅、商業、工業等分區規畫，轉變為彈性放寬混合使用，藉此創造城市的活力與便利的生活。這個反思早從1961年珍˙雅克(Jane Jacobs)的《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一書便可見端倪。該書至今仍影響全球城市的規畫思維甚鉅，其中談到一座好城市的要點，最重要的便是「能促進城市多樣性的生產」，具體方法包括混合使用、小街廓、新舊建築並存、減少城市黑暗的邊界、以及維持人口密度。珍˙雅克也提醒我們應該珍視生活周遭的「街道芭蕾」，那是從日常生活中各種角色的不同劇本即興演出所散發出的魅力。
多元：讓普通變非凡
幸或不幸，台灣經常發生橘越淮而為枳的情形。我們的城市從未真正落實西方移植過來的土地使用分區規畫。我們的城市相對平等而友善，本土、外來文化相互交融，共同形塑建築風格。我們的建築往往結合了騎樓店面與樓上住家；我們的違建狀況複雜，在寸土寸金的土地上找尋各種利用的機會；我們的城市空間小、人口集中，幾乎囊括珍˙雅克所謂好城市的各種要點，我們所擁有的大街小巷甚至還更精采豐富。
城市的夜市文化有各種小吃飲食滿足味覺享受，甚至還有小型遊樂園可玩。街道生活則以沿街騎樓的空間形式、攤商的身體經驗與居住生活緊密結合在一起。不僅如此，早年「客廳即工廠」的經濟生產模式仍可在特定地區發現，這些都是發展城市多樣性的基礎，也正是師大地理系吳鄭重教授比較倫敦與台北市的研究所提到的：我們的城市文化有許多珍貴的資產，讓「超級普通」(extra-ordinary)的日常生活變得「神奇非凡」(extraordinary)。
秩序：城市容貌的難題
當年珍˙雅克的對手是美國在各個城市大力推動的都市更新(urban renew)，這項政策是用來解決美國城市面臨發展過程中，內城區衰敗所出現的大量貧民窟、以及結合小汽車文化所產生的都市郊區化問題。他們直接驅趕貧民窟的窮人，並以大規模住宅興建計畫吸引中產階級回流。他們穿越老舊市區興建環城高速公路，以道路工程主導城市規畫，建立方便小汽車通行的密集交通網絡。
今天，全球城市發展的重心已經移轉到後進新興國家，西方城市早已開始反省過往追尋的烏托邦，改由第三世界城市的視角取徑，探尋城市活力的泉源以及看似混亂失序狀態下的美妙秩序。可是，當年珍˙雅克面對的敵人並沒有消失，它還在台灣還魂發威，並在不同的地理與歷史情境下變為更複雜的狀況。例如，台灣城市特殊的街巷文化不斷被問題化為「落後」的城市景觀，轉化成為「台灣的城市為何如此髒亂、沒有美感？」這種過於簡化的質疑角度，若不能謹慎小心使用，經常成為過度賦予國家與資本介入的正當性。
那些「整頓」後的華西街、「改造」後的圓環、「保存」的剝皮寮、台北華爾街、台北曼哈頓、台北好好看等歷史教訓似乎還不夠深刻，把這個城市快速地推倒重來的欲望也越來越大──這是我們珍貴的城市街巷文化所面臨的兩大難題：一方面是摧毀、破壞的「都市更新」，另一方面是保存升級的上流化(Gentrification) (註)排除力量。
因為都市更新，許多充滿風情的老建築已不復存在。此為萬華某處已拆除的公家宿舍，現為都市更新用地。(攝影／張維修)
改建：權力的赤裸肉搏
首先，是都市更新。沒人預料的到，自政府大力推動都市更新政策以來，由台北市、新北市的實踐經驗發現，「都市更新」的意涵竟能如此快速地豐富變化，而且引發越來越多爭議。
有人認為這是城市轉型的契機，都市機能的提升，老屋免費改建新屋甚至是房地產增值的代名詞；但也有不少人在參與都更的過程中親身體驗什麼是暴力／利、槍擊命案、貪婪、縱火、恐嚇與強拆的威脅。都市更新滋味的層次之多，誰能把握自己可以熬到最後嘗到甜頭呢？
這幾年，城市浮躁不安的原因之一就是都更。政府以倍數的容積獎勵提升誘因，引爆城市創造破壞的欲望，建商介入其中追逐利潤，贊成都更與反對的市民吵成一團，輪番向政府抗議。都市更新政策在台灣，特別是台北市，是否將重蹈美國六○年代的覆轍，被比喻為「 聯邦推土機 」(Federal Bulldozer) 而變成一個髒字猶未可知；但最戲劇性的發展，莫過於主管政策的政府部門「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開始研議是否將「都市更新」，改名為「都市再生」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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