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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國際間無端湧起一股對富人加稅（soak-the-rich）之風潮，在歐洲，義大利的改善財政收支計畫中包括一項要對富人（年所得超過30萬歐元者）加課特別捐（special levy），法國也針對年所得超過50萬歐元的富人徵課exceptional contribution，英國則早自2010年起，已悄悄提高個人所得稅最高級距稅率（由40％變成50％）。至於美國，富豪巴菲特說了一句良心話：「我的稅負平均稅率比我的秘書低，我認為美國政府有必要對我加稅。」此話一出，美國眾多富翁怪他假仙，美國總統則抓住民氣可用，正在改革稅制，要讓高所得者有效稅負不會低於中產階級的家庭。
這股浪潮真的無端嗎？對照今年春季回教世界的茉莉花革命，如今正在美國華爾街上演的霸街、霸橋抗議，很可能星火燎原，美國政府若不小心處理，則1970年代在全美各地如火如荼的反（越）戰風雲，可能再次搬到街上重演。更不用說歐洲各地（英國、西班牙、義大利等）也蠢蠢欲動，在亞洲亦嗅到社會不安的氣息。社會不安定的原因箭頭共同指向：社會上許多人的生活生計出了問題，年輕人的未來前景黯淡。而今，社會不安指數已逼近臨界點。
縮減貧富差距 對富人開刀可解套？
當前普世共同的貧富懸殊現象，是過去三十年來「全球化」、「法令鬆綁」、「減稅」浪潮下必然結果，這股浪潮的啟動者可能是1980年代美國雷根總統和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三十年來蔚成全球潮流－讓富者愈富，中產階級崩壞，落入貧窮線下的人卻愈來愈多（註1），就如沈沒中的鐵達尼號上，鬆掉手掉入海中的人一樣。2008年的金融風暴中，美國政府拿出最後一筆錢去救助銀行和有錢人（註2），如今，美國政府山窮水盡，只剩Fed那幾台印刷機在罩住局面，而全球滿坑滿谷盡是憤怒鳥。
在這樣的情況下，各國政府動有錢人腦筋的心態，就如同1930年代美國搶匪威廉‧舒頓大哥一樣，問他為何要搶銀行？舒老大的回答很簡潔：因為那兒有錢。但是，政府要在富人身上榨出些油來，對富人加稅？恐怕不會像搶匪搶銀行那樣容易。因為，錢會走路，財富會找避風港，富人抱持著「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何況還有一些謀士會對富人獻策。
其實，早在1980年代雷根和柴契爾展開調降所得稅率之前，各國所得稅率都相當高，美國所得稅率最高級距在1970年代中曾高到60％至90％，英國也高到80％，臺灣土地增值稅（資本所得稅的一種）在1950年代中甚至高到100％，說是要漲價歸公、平均地權。高調的結果是做不到，高稅率的結果是零稅率，當時的富人們卻在高稅率環境中，練就一身免疫能力。並且，一時之間，「節稅」、「避稅」、「逃稅」這些租稅名詞風行了起來，以上三詞在道德感覺上雖有差異，唯目標都放在不讓自己的鈔票流入國庫裡。至於如何做到稅繳愈少愈好？則八仙過海各顯神通，關鍵在如何不被發現，如何不觸及法網。以致於後來的調降稅率已演變成「錦上添花」，有時侯甚至衍生出一種奇怪的說法，就如臺灣2009年調降遺產稅率時所聽到的，「反正，（不調降）也課不到稅」。
增稅、減稅兩學派 對經濟影響持續爭論
在租稅理論上，課稅時有兩根理論支柱：一是量出為入，政府在公共支出、公共利益及建設上必須花錢，徵稅取得財源是最健全的財政基礎。另一則是課稅時的效率性與公平性考慮，所謂效率性指的是徵稅的容易程度和「成本效益比」效率；所謂公平性，指的是符合「量能課稅」的程度，其終極目標在讓「人民於繳完稅後，所得的差異程度不要太大」。效率與公平無法兩全其美，而有取捨（trade-off）問題，營業稅、消費稅、貨物稅與薪資所得扣繳等，租稅稽徵效率最高，卻可能讓中低所得者稅負較高所得者為重。相反地，資本所得稅、遺產稅、空地稅較能符合量能課稅的公平性，卻很容易引來「節稅」、「避稅」及「逃稅」，稽徵效率不高。
過去，曾有一些經濟學家堅持：對富人課稅會傷及投資與經濟成長；相反地，對富人減稅、免稅會促進投資及經濟成長，也就是調降稅率有助於擴大稅基，增加課稅所得。這種屬供給面經濟學的學者，甚至指出1980年代雷根降稅以來，美國長期經濟成長，而所得稅收也長期成長。不過，反對此說的學者如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Austan Goolsbee則深不以為然，認為美國過去三十年來的長期經濟成長另有原因，不可由減稅獨攬歸功。而且，1993年柯林頓主政時提高所得稅率，既健全了美國財政預算，富人也確實多繳了一些稅，更重要的是，直到2000年柯林頓任滿，美國經濟成長一直非常亮麗。另外還有經濟學家以1920-1970美國經濟長期發展實證，得到對富人減稅於促進經濟成長的效果有限，並不明顯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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