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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尚未結束，國內媒體已歡慶年度國片票房上看15億元，從《殺手歐陽盆栽》、《翻滾吧！阿信》、《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到《賽德克‧巴萊》，一再改寫票房新紀錄，魏德聖、李烈、九把刀3人笑容燦爛的照片大大地登在報上。長久以來，台灣電影的光環多屬於導演，唯獨李烈因製片身分登上檯面。
繼去年獲頒為金馬獎「年度傑出台灣電影工作者」，今年李烈又成為總統文化獎創意獎得主。她憑什麼以專業製片的角色，連續拿下兩項重量級獎項？
中華文化總會說明的理由如下：「李烈改變台灣本土電影數十年來的營運模式，不依靠政府的輔導金拍片，以改革、創新的方式，創造商業電影新的營運模式，讓台灣本土電影有新的未來。在《艋舺》的製片過程中，她成功將電影的元素『模組化』，像企業管理一般的營運模式，打破本土片幾十年來手工式生產的流程，製作出《囧男孩》（2008）、《艋舺》（2010）、《翻滾吧！阿信》（2011），如此截然不同類型的3部片子。」
從銀光幕前到幕後
概括來說，她「革新本土電影製作，以大眾電影打開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的投資前景。」
李烈的豐功偉業如斯，短短幾行的論定，是她背負著從演員、成衣商人到電視電影製作人，30年幕前幕後的人生歷練，為人生下半場所鋪設的一條路。
這條路上，她匍匐、翻滾，忍住傷痛用盡力氣向著目標前進，每一部電影都像打硬仗，但每一次都漂亮的抵達終點。
每一次完成目標後，李烈都想到一個沒去過的地方旅行，徹底休息，蓄飽電力回來，再為她的下一部電影效力，再走一遭。因為那是她真正想做的事，「如果是我真正想做的，我就會去做，不管有沒有資金，」李烈說。
2008年8月之前，無人知曉本土電影的前景。自1989年《悲情城市》獲得威尼斯影展金獅獎之後，台灣導演轉向拍攝影展片、藝術片，遠離大眾；另一端則是快速生產低成本搞笑片，類型片、商業片付之闕如，幾乎讓台灣電影奄奄一息。2001年最慘，全年票房739 萬（票房皆以台北市首輪戲院總票房的2倍估算）；2002年出現一部「正視市場」，願意與觀眾溝通的《藍色大門》；2003年，1,200萬；2006年，約8,700萬。2007年，跳到近4億元。再一年，終於等到爆出5.3億元票房的《海角七號》。這意味在嚴酷的環境中，仍舊有一批「打死不退」的電影工作者繼續在為理想拚搏。
《囧男孩》的異想世界
從充滿童趣的《囧男孩》、大成本的幫派電影《艋舺》，到小品故事《翻滾吧！阿信》，李烈看劇本的眼光精準，在這波台灣新電影浪潮中占據重要位置。圖／影一製作公司提供
當時李烈監製的《囧男孩》在《海角七號》初升溫時上檔，以包含行銷費用在內的1,400萬成本，靠著6,000人次的大量試片傳出口碑，開出3,600萬元的票房。
對於《海角》創下的國片影史票房數字，影評人聞天祥曾表示，台灣要再出現一部《海角七號》，「恐怕比恐龍出土更難」。
《海角》也許是奇蹟，但《囧男孩》不是。2007 年，當年輕導演楊雅(吉吉)帶著《囧男孩》劇本來找李烈時，她已在電視製作界練劍多年，並以《MR.COM之死》拿下4項金鐘獎。李烈練劍，為的就是等待拍電影的時機，她不是那種把夢想掛在嘴邊的人。
但她想拍什麼電影？
「我想拍好看的電影，任何題材、類型都可能，沒有設限。」似乎沒有比這個更簡單，也更複雜的答案了。
那一年，春江水微暖，《練習曲》、《盛夏光年》、《刺青》都開出1,000萬元基本盤以上的票房，《刺青》甚至衝到5,000萬元。李烈「感受到一種脫胎換骨的萌動，結冰有鬆動的感覺，可以投入的時機到了。」而擺在面前的《囧男孩》，讓她邊看邊哭，她決定賭一賭，監製人生的第一部電影，「這樣的機會只有一次，也可能是我人生中最後的一次戰鬥。」
圖／青春歲月影視公司提供
李烈的「賭」，是先把最壞的狀況想好。沒卡司，沒話題，李烈知道《囧男孩》是一部一不小心就會失敗的片子。
「我算過，就算賠光，就是一千萬，但不可能賠光嘛。我還可以去打工、接案子，頂多七、八年就可以把債還清。」
底線設定，就撩下去了。缺少父母關愛的兩個頑皮孩子，透過幻想抵抗寂寞心靈的故事，片中的騙子一號、騙子二號，是李烈千挑萬選出來的孩子，就因為做過演員，在看劇本和選角，她磨練出精準的眼光，這兩個孩子的超自然演技也果然成了全片的靈魂；後來的故事則化成一則傳奇，為了籌措資金，李烈跟身邊每一個能借錢的朋友借錢，到最後，戲拍到只剩下四分之一，能怎麼辦？她沒有房子，只好拿媽媽的房子去抵押。
從「導演制」到「製片制」
她賭贏了，取得了製作《艋舺》的通行證。
製片是一門李烈沒有修過的課，但她太熟悉這個環境，懂得把問題一一拆解，也知道什麼問題問什麼人，一切從頭學起。台灣沒有電影工業，很多人把責任推給「導演制」，一切以導演為中心；而製片的功能除了找錢、想辦法省錢，就是打理行政庶務，但李烈並不想做這樣的製片。
她希望全方位參與一部電影，進而把本土電影帶向「製片制」，從判斷劇本、發展劇本、選角、演員訓練、籌措資金、控管預算到規劃行銷。「每一個環節製片都要有概念，都要能夠指出對或不對。」而只要是為了電影好，能夠為電影加分的事，她都做，特別在與導演溝通這一塊。
圖／牽猴子整合行銷公司提供
「就像看著自己的孩子一天天的長成。」她描述自己的工作，「每天要面對大大小小、紛紛擾擾的問題與困難，而你要做的，就是解決所有問題與困難。」
台灣電影沒落太久了，李烈很清楚，當務之急就是拍出讓觀眾願意買票進戲院的片子，讓市場活過來，而事實已證明「導演制」行不通。導演是創作者、藝術家，電影是他的作品，他寶貝他的每一個鏡頭，不忍割捨，因此有盲點，無法理智的跳出來，但作品中的某一塊，可能是敗筆，拿掉就完美了。
作為全程參與的製片，李烈一路給導演提點、建議，一直溝通到「對電影最好」為止，「所以製片是必須精算的生意人，但除了精算，對電影的sense更重要，不能只是生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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