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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今年二月直至八月為止，整整大半年，陳芳明每天毫不間斷地振筆疾書，忙完行政、教學和研究之餘，哪怕只剩幾小時的空檔，都拿來書寫這部文學史。當大家忙著賀喜預告許久的文學史總算催生之際，紀大偉隨口聊起整部文學史，哪一個斷代寫得最為辛苦？陳芳明答說，八○年代的作家太多、作品太多樣性，因此寫得最辛苦；起初為了如何妥善分配各個作家的篇幅而苦惱，而後決定盡力而為，力有未逮之處也就無以為繼了。後來演變成一部主觀的文學史，畢竟文學史的本身就是一種文學批評，既不是百科全書，也不是辭典，它就是陳芳明個人對於文學和藝術的「偏見」。且讓我們在慶祝建國百年的同時，聆聽陳芳明夫子自道剛出版的《台灣新文學史》究竟是怎麼樣的偏見，並細數十年磨一劍的心路歷程。
紀大偉：這部書一開頭就強調「後殖民」一詞，請問你為何這麼強調「後殖民」？
陳芳明：我之所以要用後殖民的史觀來談，主因是它在台灣往往被誤用──只要是有關殖民的，就非要反對到底，或者凡是殖民所建立的，都不能接受。可是真正的後殖民並非如此。談到這裡，我必須承認受到薩依德（Edward W. Said, 1935-2003）的影響極大，原因在於，一個知識分子懷有受難的經驗，也有受害的記憶，但我不覺得受難和受害只能永遠停留在那個情境，反而是你如何去克服它，如何藉由這樣的經驗自我提升。我這解釋跟本土派顯然不太相近。薩依德的過人之處在於，他是透過文學與藝術，來掙脫歷史的枷鎖。
台灣社會確確實實應該要有人寫出一本書，攸關怎樣面對我們曾經有過的苦難和傷害，在面對的同時也思索如何去詮釋。作為文學的追求者，或者說藝術的崇拜者，我們都很清楚，所有的藝術都是在追求「解放」。「解放」的意義，並不是意識形態的詮釋，也不能變成庸俗權力的工具。台灣社會因為藍綠的對決，導致一講到本土，就必須窄化成「歷史上所有的文學都是在對抗著什麼」。然而，世俗的當權者都是在七、八○年代才陸續出現；「本土」一詞，甚至要直到八○年代才出現。但是，在此之前，文學創作者其實早就已經存在。因此，我這部書最重要的信息是，不希望用後來的某些意識形態或文學主張去詮釋整個歷史。它在你們出生之前就已經存在了，不能把過去的歷史收編成當前一個政黨的意識形態。我主要的出發點在於，我不想替藍或綠說話，而純粹為文學與藝術發言。更重要的是，我在每個作家身上看見了台灣最精緻的心靈；他們把一種稀鬆平常的白話文，寫到後來八、九○年代變成最好的漢文，這是台灣文學最了不起的成就。這不是某個政黨或意識形態所提倡出來的，而是依賴作家在最佳狀態下，自主營造而來。所謂的後殖民，是一個開放的立場，意即我們明明知道過去受害的經歷，所以不希望台灣以後再繼續受害。我們如何避免受害，同時又回頭療癒歷史的創傷，最有效的解藥，莫過於文學與藝術。
紀大偉：所以讀者要抓住你所談的後殖民批判角度吧？這個概念聽起來是讀者打開這部書的鑰匙。
陳芳明：我一直認為，台灣的歷史必須從雙元史觀來看，分別承繼了五四運動的歷史和台灣殖民的歷史。1945年的時候，不同的歷史在這個海島融合，於是異質的兩者開始進行磨合，其中的過程自然就產生一種轉型的史觀（transitional perspective）。台灣今天能有這樣的漢文成就，若沒有五四傳統的影響，恐怕無法發展到這麼精湛，同時，若沒有經歷過殖民地受害、抵抗的經驗，就不會有如此批判的精神。這兩大傳統，促使文學不斷地反省、提煉，幾乎在每個時代都有所變革與差異。這正是台灣文學史最精采之處。寫到後來，我也真正被台灣作家感動。為何有這麼多華文作家（中國、香港、馬來西亞、美國華裔……）不約而同選擇在一個彈丸小島出版作品？因為台灣建立了一個非常精緻、開放的讀書市場。所有的華文書若沒有先經過台灣讀書市場的檢驗，根本不可能在整個華文世界被看見。八○年代的時候，劉大任、於梨華、郭松棻、李渝、李黎、陳若曦等海外作家願意歸台寫作，可能就是因為我們的讀書市場。他們曾經參加保釣或認同中國，最後仍然回到台灣發表作品。台灣幅員雖小，但文化的消化能力及容量，卻遠遠超過擁有十三億人口的中國。台灣的歷史環境，從1949年開始，就融合了大量不同的族群，各省的語言風格相互碰撞，各自用他們熟悉的文字，表達藝術眾聲喧嘩的美感，這才是我們真正的社會現實。畢竟沒有這樣的環境，就沒有這樣的文學。
紀大偉：你向來非常強調台灣文學的開放性和多元性，幾年前曾語出驚人提出「張愛玲是台灣文學的一部分」。能不能談談張愛玲在《台灣新文學史》中扮演的角色？
陳芳明：1999年，文建會透過投票的方式，舉辦了一個「經典三十」的活動。當時我寫了兩篇文章，一篇關於張愛玲，另一篇是〈文學經典與文學慶典〉，因為這場活動儼然象徵著慶典。在此之前，仍有不少作家不承認自己是「台灣作家」，比如洛夫，然而當他入選「經典三十」卻欣然接受了。不只外省人不願意被稱作台灣作家，連本省人也不例外，比如陳映真就不願被收進《台灣文學作家全集》。即使不願承認自己是台灣作家，但文學史仍然承認、接受他們。我覺得歷史是最公平的。我為什麼要寫張愛玲，因為我一直在思索現代主義是如何引進台灣。不要老是說我們受到美援文化的影響。其實從上海來的文學也提供了一個「什麼是現代文學」的範式，它是寫得既高雅又庸俗的那種文學。張愛玲擅寫男女情愛的掙扎與苦痛，也十分側重大隱於市的都市庶民風景，她同時是個高雅又庸俗的人。台灣文學接受張愛玲，絕不是因為她寫了什麼包二奶或上海貴族的故事。更重要的是，她提供給台灣一個絕佳的「文字鍊金術」的範式。如果沒有張愛玲，就沒有後來的胡蘭成。沒有胡蘭成，就沒有後來的《三三集刊》。所以張愛玲相當重要。
另外，台灣擁有「張腔作家」，這是王德威針對小說家而言，但我認為台灣還有「張腔散文」，影響力也不容小覷，這種文學現象逐步演變成台灣文學史的特殊情境。然而，我的論點卻被人曲解成「張愛玲是台灣作家」。我從來沒有這樣講過。我只有說過要將她「寫進」台灣文學史，畢竟她的影響力實在太大，開創了一個嶄新的格局。某些反對聲浪質疑我說，如果連張愛玲都可以寫進來，那麼托爾斯泰、海明威也都可以寫了。但是，我們是在談論文學史，不能這樣自暴自棄。如果海明威在台灣真的出現了所謂的「海派」，或者托爾斯泰形成了「托派」，那文學史必然要處理不可。問題是，台灣並沒有這樣的現象；也沒有形成芥川龍之介或太宰治那類的流派，僅僅一個張愛玲有巨大的影響，這是必須面對的事實。再者，當年「經典三十」會引發爭議的問題是，其中有不少外省作家，而不見本省作家。事實上，這個票選只是當時讀書風氣的一個反映，我並不認為他們就是經典。
經典必須經過時間的跨世代累積，才有可能成為「經典」，不是光憑一場投票決定勝負。這只是代表台灣文學接納了他們，而那些被票選出來的作家，也同意自己是台灣作家，所以我毋寧將它當作是場「慶典」。我是從這樣的角度去看待歷史。我便是從那時候開始被貶抑，甚至汙名化。對一個研究歷史和藝術的人而言，歷史和藝術都要求「真」，不可能脫離歷史之後，還說這是符合歷史事實，或者因為張愛玲不是台灣作家就否認既有的藝術高度，何況她的影響早已滲入台灣的血脈。所以我才主張，文學史確實必須寫到張愛玲。
紀大偉：你十年寫史，應該跟其他學者寫史的經驗大不相同。你在這十年的寫作歷程不斷受到各種回應、質疑與挑戰。這些聲浪是否可能影響到你在書寫後續文學史的行文或心情？你是否也曾考慮回頭改寫既成的史稿？
陳芳明：文學藝術不能被某種政治信仰或意識形態收編。能夠收編文學的，是台灣歷史與台灣社會。也就是說，必須要有這樣的讀者，這樣的歷史條件，才能讓這樣的文學生產被接受。我常自稱是個「自由主義左派」。自由主義要求的就是一個開放的言論自由，只要言論被稍稍干涉或禁止，我一定反對到底。再者，我之所以是左派是因為，我看到太多不公平的事情、弱勢族群被多數族群的欺負，比如女性、同志、原住民、農民、工人。凡是這種以權力強行壓制者，我都會批判。我向來打抱不平與追求自由，所以我確實具有素樸的左派色彩性格。
更重要的是，我並非關在學院裡空談，我曾經放棄學位以身體力行去實踐過。我熱切地追求過自由，曾經跟整個時代最大的阻力摩擦過，導致傷痕累累，正因如此，我不希望後人再重蹈覆轍。如今，只要看到有人高舉某種顏色的旗幟或意識形態企圖收編，我就沒有辦法接受。我書寫文學史，也是用同樣的態度，來看待歷史和文學。整部文學史的書寫時間如此漫長，幾乎照見了台灣所有的起伏變化，我以一個過去是實踐者的角度來凝視，可以清楚發現哪些幽微的地方在改變。比如2000年之前，我不曾想過在有生之年，國民黨會鞠躬下台。這曾是我夢寐以求的想望。當年我離開民進黨之後，曾抱著它一定會贏的希望，但我沒想到會來得這麼快。我的文學史書寫始於1999年，正值政黨輪替前後之際，後來我眼睜睜看著一個從草根起義、標榜自由民主的政黨，漸漸走向腐敗和墮落。實在很難想像，一個甲級貧戶之人居然能當上總統，這是台灣歷史的偉大，同時卻也讓我們看見，人在握有權力之後的貪婪與腐敗。這讓我從年少時期所懷抱的理想，在一夜之間全數幻滅。這也是為何我如此強力批判阿扁的原因。2006年沒有人敢開炮的時候，我是第一個開炮的。這就是左派自由主義者的立場，因為我相信它，所以實踐它。
1999年剛開始寫文學史的時候，見證了政黨輪替，這是台灣民主運動的升級。當時的我，對台灣文化滿懷希望和曙光。後來寫到2006年，正值政大台文所成立的那年，恰好也是民進黨開始腐敗的時候──這使我不得不幻滅地省思，整個世代的理想，竟然抵擋不住一雙貪婪的手，甚至可以把整個歷史都毀掉，那我寫台灣文學史又有何用？那是我挫折感的開始，於是書寫就停頓了下來。但為何我後來又決定東山再起？必須要到2008年阿扁下台後，我重新反省，若是前功盡棄豈不就讓墮落的人勝利了，反而讓過去的理想都不復存在。
紀大偉：所以書稿裡面雖然沒有出現陳水扁，但他其實是這部書的背後靈？
陳芳明：就當他是背後的一個Ghost writer。
紀大偉：成為一個陰影是吧。
陳芳明：嗯，我實在不想讓一個貪婪的人戰勝我的理想。那種貪婪者，其實沒有什麼理念值得對抗。我更不能對歷史和文學失望。我在文學史的序裡自我反問，歷史是什麼？文學是什麼？藝術是什麼？如果我不想要被一個意識形態收編的話，就不應該讓一個貪婪者癱瘓所有的理想。於是我決定敗部復活、自我療傷，重新一步一步爬出來。後來幾年寫得斷斷續續，速度極慢，因為要恢復元氣，需要一些時間。寫到今年年初的時候，我驚覺不能再這樣寬待自己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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