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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某些角度看，盛治仁其實就是複刻版的「余文」。
《夢想家》野火延燒一個多月後，盛治仁終於遞出辭呈，而且火速獲准。但歷來很少有閣員像他這樣，非但沒被慰留，反而有兩個「大老闆」表示欣慰。
當天早晨，行政院長吳敦義公開說：「心裡覺得有點捨不得，當時也不知道會有這麼大的開支。」到了晚上，馬英九又上東森《就是要新聞》節目，表示這場風暴的社會觀感不亞於法律，所以交代清楚、說明立場後請辭是正確的，「但時機上是不是可以再早一點？有檢討的空間。」
事實上，盛治仁有些話並未「交代清楚」；但真要說清楚了，火勢恐怕不僅於此。這場焚風橫吹期間，他在文建會跟府院之間築了一道防火牆，讓野火不致燒向馬吳。
預算早定案 他是代罪羔羊
對於《夢想家》燒錢之說，盛治仁接受《新新聞》專訪時表示：「事實上，一年多前通過的建百預算，本來就定案在今年要舉辦三百多場活動；規模有大有小，其中祇有兩場活動預算在兩億元左右，一個是去年底的跨年晚會，另一個就是這場國慶晚會。」
而之所以交給賴聲川製作《夢想家》，始作俑者也非盛治仁，「早在預算編列及通過前，總統府方面已經針對建百持續在開會討論，當時就相當屬意賴聲川。」
正式徵詢賴聲川意願的，按照盛治仁的說法，也是另有其人，「事實上，建國一百年基金會成立時，我還在台北市政府，怎麼可能管到中央的事？在我接基金會執行長前，當時的執行長蔡詩萍就找過賴聲川，祇不過他一直沒有點頭。」
建百基金會的成立，是二○○九年馬英九在就職周年記者會上宣布，委由副總統蕭萬長統籌。同年國慶當天籌委會正式成立，並聘請蕭萬長出任主委，吳敦義、王金平擔任副主委，還核聘了一百一十一名委員。
從預算編列的時間點來看，盛治仁是在二○○九年十一月十六日接掌文建會，但建百預算在十月分已編列完畢，並送交立院審議。
在十七億餘元建百慶典整體預算、二億元國慶晚會製作費用均已定案的情況下，要盛治仁一人擔下預算浮濫之責，委實說不太過去。所以在盛治仁請辭後的第三天，他的好友陳文茜在年代《新聞面對面》節目爆料，指盛治仁是無權決定預算的代罪羔羊，「建國百年的預算、建國百年的所有活動，對不起，都是馬總統、蕭副總統、吳敦義院長每一個人，全部一起開會決定的，連台中圓滿劇場都是他們決定的！」
推說不清楚 府院口徑一致
對請辭時機「是不是可以再早一點」之說，陳文茜也有意見，「如果你要盛治仁請辭，我覺得他義不容辭就會辭，但不是用這種他辭職之後說『怎麼等這麼久，才等到你的辭職書』……其實他請示過，沒有一個人要告訴他真話。」
對此府院口徑一致地同調滅火，總統府發言人范姜泰基表示：「馬英九總統知道國慶晚會演出《夢想家》音樂劇，但對於個別預算並不清楚。」行政院新聞局長楊永明則澄清：「從吳揆受訪的談話，表示吳揆對該預算的核定也不是很清楚，事情發生後才知道。」
跨年晚會、《夢想家》預算讓人咋舌，前者因與花博晚會合併舉行，扣除花博晚會預算後，實際約在兩億四千萬元左右，後者則燒掉了二億一千餘萬元，府院倘若以「不清楚個別預算」來解釋其他三百多個中小型活動，或能釋疑於國人；但對於跨年晚會、《夢想家》，似乎得進一步說得更清楚、講得更明白。
無藝文背景 靠行銷走險招
被譽為「現代管理學之父」的彼得．杜拉克在一九六六年提出「Do the right thing(做對的事情)」及「Do the thing right(把事情做對)」概念後，美國南加大「領導力發展機構」創辦主任班尼斯，則在一九八三年據以主張：「領導者做對的事情，管理者把事情做對」。
用這樣的觀點來看，《夢想家》野火之所以能夠燎原，似乎不在於燒了多少錢；否則花了更多錢的跨年晚會，為何沒有掀起這樣大的政治風暴、引起藝文界如此高的情緒反彈？關鍵在於「領導者」馬英九沒有做對的事情，「管理者」盛治仁則沒有把事情做對。
盛治仁與藝文界淵源不深，當初是因為擔任聽奧總執行長，成功行銷北巿被府院高層賞識而獲延攬入閣。但文建會的核心任務在文化「建設」而非「行銷」，所以這項任命是一著險棋。這可以從盛治仁請辭後，藝文界仍嫌接任的曾志朗不具藝文背景，而呼籲文建會主委必須具有文化視野與涵養，便可見一斑。
也正因為盛治仁與藝文界素無淵源，所以基於「安全」起見，過於信賴具有高成功經驗值者，甚至在野火乍起之際，還以粉絲語氣堅稱：「像(賴聲川)這樣的大師，我當然是先邀請他，他未必願意來做。」
從美「夢」到噩「夢」，盛治仁覺不覺得自己是隻「誤入政治叢林的小白兔」？恐怕是點滴在心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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