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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語系文學中的台味小說
稍稍環顧一下全球華語語系國家的小說創作，對台灣製造的文學品味可以毫不扭捏地說，我們仍是風格辨識度最高，且由形式到內容最自由多變的文學作品。雖然，此間尚有以漢羅或羅馬拼音的福佬語、客語或原住民語（未來或許還有印尼語、越南語）等小文學系統，但這更能說明台灣文學的多樣性與包容性。僅就2011年度台灣華語小說的各種特點來說，便能體現上述這種台味小說的獨特性，值得以此來作為觀察主軸。
根據加州大學史書美教授的提法，華語語系文學（Sinophone Literature）的理論是反離散的在地實踐，「不是流放或離散主體的自戀式的懷鄉母國症」。因此，華文文化在世界各地是本地文化的一面，是一種本地的「文化實踐」（place-based practice），「本身是多樣的、甚或多語的」（參見《中外文學》417期之「弱勢族群的跨國主義」專輯）。筆者同意此說，同時認為，以中國與香港的言論尺度之備受掣肘（如閻連科之書遭禁或基本法23條之例），與馬來西亞與新加坡等地華人學習華語的艱難處境，台味小說所擁有的華文在地實踐空間，委實已卓有特色，從而出現各地華文作家競相將作品「全文」在台出版的現象。
台味小說之獨特性既如上述，但限於篇幅，這裡所論及的年度小說與其說要完整評述，不如說只能是一個大致分類下的現象回顧。由於無法面面俱到，還請被暫時擱置不論的作者稍安勿躁，畢竟這不是一份成績單，充其量是一個不免簡化的小說年度體檢報告而已。
新鄉土的退潮和新典律之虛實
才在去年，小說家前輩季季對「新鄉土」小說盛行的現象提出批評，認為崛起於各地方文學獎的寫手們為配合徵文宗旨，寫出一批又一批空有刻板骨架，卻沒有鄉土肌理與人物特色的「偽鄉土」小說。而這些批評，還在網路上引發不少80乃至90後世代作者的反批評。
不過，幾年下來，從新鄉土創作迅速退潮的態勢來說，除了少數幾位仍偶有鄉土佳作外，當時的寫手不少都已轉型成「純」文學作家。所謂「純」，意指當成名的年輕作家意不在獎時，他們更著意於創作帶有個人特色的小說，這其中隱含的是台灣作家誕生機制與典律建構等極有意思的現象。
甘耀明本年度所推出的《喪禮上的故事》，算是新鄉土的正色之作。愛聽又愛講故事的麵線婆，期待那些路過的、奔喪的、看熱鬧的人都能到靈堂前好好分享故事。在那些不免有些惡搞的敘述裡：阿撒普魯的三隻水鹿、米田共研發會、醜不拉雞、猴死囝仔腳、一公升的尿水，讀者將會拍案叫絕或笑中帶淚。顯然，甘式語言已然自成體系，隱然可成為他故事工廠裡的重要品牌。
去年，甕中人伊格言便出版科幻小說《噬夢人》；稍早的童偉格則有從《王考》到《西北雨》的哲理化轉變。甘耀明雖持續以鄉土素材大擺龍門鎮，但未來不知是否仍要孤軍奮戰？至於更多已許久未見的新鄉土寫手，恍如已經下崗，退潮之說或非無稽之談。尚有不少與甘耀明一起出道的眾家兄弟，即便不曾寫過新鄉土，也是以帶有地方色彩的作品崛起，今年都交出風格大異其趣的新作。
張耀升的《彼岸的女人》，文字準確如刀，題材與死亡與回憶相關。雕刻家與陌生女子的奇遇和愛欲糾纏，帶出的是一段不堪憶起的妻女亡故的故事。猶如彼岸（地獄）歸來的女人，使整部作品瀰漫詭異而奇異的氛圍，與他上一部作品《縫》的奇詭想像不分軒輊，但這次少了鄉土的底色，更加專注在深層人性的挖掘上。
高翊峰亦是出版過客語小說的新鄉土作家。但新作《幻艙》則透過一個荒誕的地底空間，將文字工作者達利與老管家、魔術師，及由乾屍逐漸復活成青春肉體的性工作者日春，因共處在下水道避難室，而引發關於生存感的思索。究竟這裡是夢境、桃花源？或者上頭的世界才是個不該醒來的惡夢？
這些小說世界，一個共通的特點是，人間性少而想像性高。當然，並非意味小說家沒有現實感，而是他們對處理生活現實的觀念，採取了高度理念化與寓言化的方式，這是現代主義式的菁英化／個人化寫作？或是後現代主義式的碎片式／解構式寫作？從得獎之作的巧為鄉土變容，具備濃厚地方色彩，到近期高度的個人化風格。作家們不免都在渡向另一種形式上的「彼岸」，讀者猶恐追趕不及。就此來說，所謂新典律的成立或退潮，著實需待時間與讀者的見證，未可以僅就一時的波瀾而妄論得失。
岸與岸的故事
兩岸題材的興起，誠然是另一種台灣小說的新菜色。近年來，在兩岸政治人物的巧妙考量下，從經濟至上論到「會擱發」、「精彩一百」等名目輪番上陣，兩岸未來的變化確實引人側目。小說家自然也不會錯過比小說還要精彩的兩岸情勢，發展出各種奇詭想像或現實觀察。
平路的《東方之東》裡，台商謙一與外遇女子奔赴澳門，不知情的妻子敏惠因丈夫失蹤而四處奔走，卻發現丈夫老早另覓出路，尋找自由。敏惠在一邊追查丈夫下落時，也一邊寫著有關鄭芝龍航海奇遇與順治皇帝嚮往自由的故事。婚姻與歷史中的人物都在思索「自由」究為何物。小說依然維持高度的辯證意味，不只關切（婚姻或國族）政治，同時關切人在政治情境中的抉擇，堪稱是平路的水準之作。
呂則之《父親的航道》則寫主角月玲的父親隆仔在中國改革開放後從事走私活動，卻不幸落海失蹤。月玲長大後，與父親當年友人循走私路線祭悼亡父，卻不意受到中國漁政快艇越界追逐。這父女兩代跨越海峽中線，與中國相繼遭遇的經驗，都指向澎湖海域自來都是承受對岸「進出」的通道，島嶼未來命運難定。呂則之原本即是書寫海洋題材的高手，這次將兩岸問題拉進他的視野，手法較為平實，卻可讓我們窺見對兩岸交流未必都是如此樂觀。
章緣的《雙人探戈》裡，由上海台商的妻子所面臨的日常問題出發，寫出交際與商業活動中的人心波動。看來，台商族已成為台灣境外文學生產的主角，他們在中國有自足的教育、飲食等生存機制，但又和中國變動不可或分。類如章緣的海外台灣人經驗，或許有可能繼在美國的「留學生文學」，成為新崛起的在滬（或在中）的「台商族文學」亦未可知。
蔣曉雲《桃花井》以兩岸開放探親後，外省族群返鄉潮為題材。遲暮老人李謹洲必須面對父子隔閡、家族糾葛等因時空產生的巨大差距。獨到之處，正在蔣曉雲要強調自己所寫的不是眷村人，他們更是些沒有受到眷村庇護的流亡者。小說對話的對象，乃是朱天心與王偉忠等「眷村掛」的作者，讓我們重新看見這群非眷村、異議國民黨的台灣同胞，究竟如何面對變動不居的兩岸情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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