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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史、地方史與共同體想像
2011年，因為魏德聖導演的史詩電影《賽德克．巴萊》，可以堪稱是原住民年吧（不過，有人或想稱為九把刀與沈佳儀之年？），整個台灣社會都在談論賽德克族與日本帝國間力量懸殊的對抗史。這種異族間的對抗，涉及的正是召喚歷史的課題，一如近年來台灣的地方史與家族史書寫，沒有禁忌且充滿人文反思，充分顯示台灣當代小說的特點與活力所在。
這些小說雖然談的是地方，是三百年前，但卻是以台灣的平埔族人與早期移民漢人，置身在荷西海權國家在大航海時代的商業拓殖，與明清帝國的跨海統治等廣闊的視野下所展開的歷史敘述。既有地方文化與族群特色的細節描寫，同時又體現了對台灣歷史在新階段的共同體想像，彷彿是更有自信地訴說屬於自己的家史與地方史，而不再以意識形態先行或悲情回憶的方式來講述。
例如王湘琦《俎豆同榮：紀頂下郊拚的先人們》與楊麗玲《艋舺戀花恰恰恰》，這兩部作品，其實應當與電影《艋舺》來個大會串。我們會看到從19世紀咸豐年間的艋舺頂郊與下郊大械鬥，啟動了後來大稻埕的開發史；以及跨越20世紀的日治到戰後，艋舺的黑道角頭與賺食查某所帶領出來的庶民生活史。王湘琦的小說文字精鍊，擅寫荒誕人情世故的他此番涉入歷史小說書寫，似乎有點讓人意外，該算是今年的額外收穫。
李昂的《附身》仍維持她犀利的切入視角，以女巫起乩來比喻台灣之不斷被政權附身。小說描述西拉雅族巫女紅姨在族群被迫不斷遷徙、漢化的過程，來到鹿港建立了「雲從堂」，她能透過神明附身，再經由「桌頭」的翻譯，將旨意傳布人間。然是神是番，本質可有改變？
莊華堂《水鄉：台北四部曲第一部》則書寫三百年前的台北盆地，那時還是一個湖水覆蓋、榛莽未開的世界，艋舺船可以任意穿梭。混血的金毛阿豹與兒子拉雅兒扮演起嚮導角色帶唐山商人進入，卻不意為這美麗的沃野帶來商機與殺機。作者對清代地方史及平埔族史的認識極其深入，顯示他已承接鍾肇政啟動的大河小說傳統，同時也為自己開創了獨一無二的書寫領域。
擅寫家族史的鍾文音早先的兩部小說，分別是《豔歌行》寫台北都會女子的愛恨情慾，《短歌行》寫早逝的家鄉男性。今年的《傷歌行》則寫家鄉雲林的女性生命史，對於讓每位女性主角輪番上陣搬演故事的寫法，的確使小說更像是一個沒有終點的行旅過程。這種極其自由與直接的表達方式，對作者來說是獨具特色之展示，對讀者卻可能反而是需耐心辨識的特色。讀者與作家無疑都必須更有耐心地面對這部巨大的女史書寫及其反響。
施達樂《浪花》極可能是過於被忽略的一本通俗小說。本書曾獲溫世仁武俠小說大獎，由於內容是以鄭芝龍的成長發跡史為經，橫跨17世紀日本、清國、荷蘭、台灣等各方勢力的角逐，且將歷史與武俠鎔為一爐，故作者自稱為「台客武俠」。武俠的表現是書中較薄弱的一環，畢竟，光靠宋江鎮的招術無法吸引真正的武俠迷，然後勢值得期待。
林央敏的《菩提相思經》是以戰後鹿窟事件及1950、60年代的白色恐怖為背景，寫一場當代悲史中的革命與愛情故事。主角陳漢秋逃亡多年後終於遁入空門，則宗教與哲學的話語更使這種悲劇呈現出莊嚴氣氛。當然，主要是小說以漢羅混搭的形式寫成，篇幅與成績都堪稱是台灣白話文書寫的新里程碑。另有林俊穎《我不可告人的鄉愁》格外引人注目的敘事形式，乃在一切廢墟化的都會裡，採取河洛雅言講述的鄉愁，藉此抵拒記憶的風化。
關於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林俊穎看似接續了軟性鄉土小說的傳統（部分選擇台語），而林央敏則是以全母語書寫來進行他對歷史的重寫。他們使用台語文書寫想要達成的目的，一個是以母語建構歷史與恢復母語書寫的生機，一個主要是著重在母語的審美效果與文化懷古。無論如何，這些都是台灣獨有的華文台灣話小說，突破了華語文學既有的藩籬，則我們何妨以更加珍重的心情，看待台灣文學所出現的獨特語言表現形式。
台灣「特有種」的小說
此處的「特有種」有兩種意思，一種是台灣獨有的「原生種」，值得我們看重這種稀有寫作者，他們專注發展自己的世界秩序，也吸引讀者進入這個世界。另一種意思，則是指特別「帶種」的小說家，不爽現實的他們帶領讀者揭穿這個世界的假面，讓希望的天光可以從文字的縫隙中洩漏出來。
吳明益的《複眼人》便是作者獨到的生態書寫的傑作，也是原生種作品的代表。小說中提到太平洋上的瓦憂瓦憂島因資源有限之故，次子必須離開海島待死，少年阿特烈便是循例離開故鄉，卻隨著垃圾渦流形成的葛思葛思島一起撞上台灣，而在台灣有了一場奇遇。垃圾、資源短缺與台灣東海岸因利益而崩壞，這些都是取之不難的題材，但只有作家那複眼人一般的眼光，才得以將日常化為戲劇／小說，而或能激起讀者更多的想像與行動。至於另一新作《天橋上的魔術師》，則以60年代初建造、90年代初期拆除的中華商場的變遷為背景，講述與小說主角一起成長的朋友與城市，是兼具私密性與時代性的題材。如同張大春的書序所說的「我已經很少被這樣誠懇與才華兼具的小說觸動、震撼了」。誠懇乃是來自於自生活中提煉素材的誠意，不只是編一個故事，而是認真生活過後對人生體驗的深入淺出的再表現。
張經宏《摩鐵路之城》則是極其「帶種」的反成長小說。自稱患了「不爽症」的小說主角，17歲的吳季倫眼中的摩鐵路之城，其實也就是台灣城市與青少年心靈的剖面圖。他的理想，是買下一間有庭園造景的汽車旅館，改造成氣質出眾的聊天學校。小說的特點就是平實與叛逆。平實乃因為這就是依照我們熟悉的城市經驗所打造的城市書寫；但另一方面，青少年的叛逆與對犯罪與色情的日常化與體制化的叛逆，卻又提醒我們世界不該原本一直如此。
張萬康的《道濟群生錄》可算是本年度的大黑馬。晚出道的作者，一出手就得到許多名家背書與壓寶。這部作品採取章回小說形式，應當就是一個大爆點，刻意的復古搞怪暗合小說內容那種荒誕不經的現實。往生前的父親在醫院所經歷的一切，醫與病、父與子、生與死之間的各種互動，張萬康的筆法可謂多變而善變，以各種無法捉摸的語調與手法，凸顯他對這個世界的各種看法，但主旨是再清楚不過的，就是以保生大帝親賜的「道濟群生錄」書名來嘲諷不能濟世的醫病文化。作者今年的另一部《摳我》，則是以電交與網交的題材，再次對時代中的漂浮靈魂招魂。所幸，嘲諷與招魂總是一種介入的姿態，遠不是事不關己。有趣的是，張經宏與張萬康的小說格調，都是以「不爽」來看待他們居住的城市，看來，不爽所造就的台灣小說讀來還是挺爽的。問題是，台灣為何會生產出這麼多「不爽」，少年不爽與中年不爽，難不成，這才是我們奮鬥與創作的動力所在？
何妨古典，不避醜惡
姚一葦教授在生前的許多文字裡，都曾表達過他對這個時代文學的關切與擔慮。他的〈被後現代遺忘的〉（1997）一文，就直陳他對後現代現象的憂慮，認為後現代藝術中挖掘出各式各樣的醜惡人性，且指出這便是「真相」。他接觸越多就越感恐懼：「人就是如此嗎？難道連一點點值得珍惜、愛護的善良本性都不存在了嗎？為什麼我遇到的並非如此呢？難道我的眼睛瞎了嗎？」當然，姚老的觀點如今可能被視為過於古典，甚或陳舊。當前的作家，絕對不會願意對人性表現得過於天真，對歷史則必須採取疏離、解構的呈現方式，而這種思考方向對作者或讀者來說，難道便是更加進步、前衛的觀點？筆者實在不敢輕易否定或肯定。
古典的美善與後現代的醜惡，其實都看見了人世的某一面，也都不免存在佳作或劣作。然而，不爭的事實是，筆者在分殊化日益明顯的文學場域裡，看到的卻是台灣味小說不只有它自己鄉土與後鄉土、新鄉土的傳統思辨，也有回應兩岸問題的不同想像（遠非官方應許的尺度），更有回顧地方與家族歷史的敘史傳統。而那些關切自然生態、或罹患成長不爽症的男孩與中年，同樣是精彩萬分的台灣味。
因此，筆者願意在全球華語語系文學的視野裡，珍視這些台灣小說家辛勤創作的成果。我想，何妨古典，不避醜惡，那本是台灣味的弱水三千，何妨各取一瓢飲？若然，豈不善哉！善哉！
◎作者簡介
陳建忠
嘉義六腳鄉人，清華大學文學博士。現任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研究方向為台灣文學、兩岸文學比較、台港文學比較。著有專書《書寫台灣‧台灣書寫：賴和的文學與思想研究》、《日據時期台灣作家論：現代性、本土性、殖民性》、《被詛咒的文學：戰後初期（1945～1949）台灣文學論集》、《走向激進之愛：宋澤萊小說研究》、《台灣小說史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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