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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宇昌案對這回選舉有多少影響，祇要直透本質便看得明白，那就是，在那個極可能轉移政權，或即使不轉移政權，政府也必將重新改組的時候，確實有著一批與當時的政府關係深厚的人，積極抓住權力的尾巴，一舉利用資源達成他們或公或私的目的。
處在即將失去權力的關鍵時刻，特別會有「時不我與」、「來日無多」的感受，既然「夕陽無限好，祇是近黃昏」，若是加快腳步，把心願未了而又福國利民的施政想望極力付諸實現，表現得比往日歲月還認真，是值得稱頌的美事。
但是它要禁得起檢驗，檢驗的標準唯在沒有私心私利，否則就難脫「起身炮」的質疑，更難逃「自肥」的指責。這些私心私利不僅當時不該存在，事後也不可發生，否則一樣得到反證。
有媒體同業拿宇昌案與鐽震案做比較，它們的相同之處很多，比如主要的關鍵時間都發生在失去政權之前的半年，宇昌案的蔡英文與鐽震案的吳乃仁在二○○七年的十二月，同樣受到政府官員向他們報告，他們以「民間人士」的身分出任這兩家公司的董事長，政府官員或主動或被動地要買他們的帳。
兩家公司動的都是政府的腦筋。一個是行政院國家開發基金，一個是國防工業基金。並且都事先讓政府基金出一筆金額較小的錢；當成立公司之後，再由政府基金投入大筆金額。政府出資比例在四成以上，但主控權並不在官股。
兩件事都以「極機密」方式進行，不同的是，一個有公文，一個完全憑口頭；一個資金在大選投票日前撥入，一個則始終沒有到位；一個看不清是否弊案，一個早經揭發為弊案。
這兩個「執政最後歲月的行為」，可謂形塑了當今的模式，當夙昔的典型不復存在的時候，豈能容此當今的模式受到輕忽？唯有仔細計較，方能以儆來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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