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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才提到「大龍峒」，我觀察到您在書裡，時常有一種對庶民文化的關注與欣賞，這跟您成長背景有關嗎？
對，我想有關。當時大龍峒除了少數當地的仕紳家庭，以及移民，我們大概是唯一的外省家庭。我後來升學，小學同學幾乎在畢業後就失學了，開始從各行各業出來，在菜市場賣菜、殺豬、運煤球，變成底層的勞動者，非常的成熟。那時經常走過攤販，他們忽然會割下一塊豬肉，或抓起一顆菜頭拋給我。你還在傻里瓜氣讀高中，少年維特煩惱的時候，他們已經在賺錢養家，辦桌結婚了。那個差距讓我自己覺得好窩囊。
對那些生命的著迷，似乎是我不可擺脫的宿命。可是那些東西在都市一直擴大後，就漸漸減少了。我好像一直都住在都市邊緣，像住大龍峒，當時是台北邊緣，現在住八里，又是台北邊緣。我覺得在都市邊緣，是你去凝視都市很好的角度，所以你不會一下子變成被物質所囿養的寵物，就是覺得還有一種流浪的東西在身上，讓自己自在一點。如果這是作家非分之想的話，我希望島嶼這樣的生命力可以久一點，否則許多的創造力會因此而流失掉。
我注意到本書收的文章，可分兩個時段：1999年11月開始到2000年12月，以及2007年1月到2008年12月。這之間相隔了六年，當初的想法，跟六年後再繼續寫，有何不同的轉變嗎？
你不提我大概沒有特別的反想。我想那會不會是我時常在這片島嶼浪蕩、遊走，本來感受到的快樂、喜悅，與很澎湃熱情的那種愛，大概有六年是非常的沮喪。
大約在1999年，有一種興奮，因為很具體感受到這個島嶼將要改變。它可以改變，可以將我們從小所受的教育，天經地義的那種東西拿掉，讓它再有一次可能性出來。我覺得那是我自己的夢想。
到了2006年，重新拿起筆來寫《少年台灣》，是因為知道自己有過不實際的夢想，而我不該把它加在當年遊走在島嶼的快樂上，我回來以島嶼的方式去看它，那種信仰才是比較具體的。就像我在聯合文學出版的另一本作品《島嶼獨白》（1997），不稱它為「台灣」，而稱它為「島嶼」。我覺得自己可以從過去是威權的黨，或有可能也變質的新的黨，從那中間的關連跳脫出來，回到個人身上，所以我又開始揹著背包，到處去走，覺得自己可以更快樂。
這本書混融了像小說、散文，和詩的筆法。就形式上來看，非常特別。譬如，您會使用括弧，但括弧有時跟主文有關，有時卻自成一格，甚至有一種斷裂的效果。您就這方面是否特意設想過？
我不太喜歡文體分類，就是歸類成小說、散文，或詩，也不太喜歡書寫者太早被定義為詩人或散文家、小說家。因為我覺得這會使形式上產生一種綑綁。我很喜歡像卡繆、卡夫卡、沈從文。他們寫的很多的札記，其實很難歸類，甚至我覺得好像是散文，可是裡面的人物時常比他們的小說還強，或者說它的詩意性，比詩還要高。我希望抓到這個。
我喜歡不定性文體。因為不定性在書寫時，給自己更高的自由或散漫性。我還不能夠定義到底是自由，還是散漫。像括弧，我忽然不想寫前面，就用括弧把自己跳出來。跳出來時，也許是另外一個人在看這件事，也許是我自己的分裂，或者說是這裡面的某一種斷裂。用這個斷裂，可以造成更像札記的部分，如果是札記，它的角度就可以跳，所以我當時不太在意這是不是一個完整的文體，就大膽地玩了這個部分。
這次重讀，我覺得未來如果要繼續寫《少年台灣》，可能會更用這種形式。
這本書裡面，有沒有您比較喜歡的篇章？
其實不是篇章，我覺得是人物。我後來再讀，突然覺得好懷念這些人物啊。
比如裡面的〈少年豐山〉，大概是我寫的唯一一個，今天電子業裡的上班族。開著Mini Cooper，穿著Armani襯衫，拿Prada手機，身上有古龍水香味，那樣雅痞的人物。他那天載了一個搭便車的，只為了「豐山」這地名就想去流浪的少年背包族。而他覺得自己好像已經沒有那個能力了。寫的時候，很憂傷，我覺得好怕自己變成那個樣子。
我忽然發現寫他，大概是寫一個我害怕的遺憾吧。
所以這裡面其實也包含一種自我的提示，或說反省，甚至是期待？
我相信這個島嶼是個年輕、富足的島嶼。而且我一直在想：我們在富有裡面到底流失什麼？這個島嶼流失了什麼？有沒有可能就是在今天，忽然心血來潮，特別強調心血來潮，就是不要有什麼計畫，揹起一個背包就走了，不要擔心今天晚上睡哪，也不要擔心下一頓飯在哪裡吃。
如果我們處在一個富足的狀態裡，你在擔憂什麼呢？這些擔憂是不是現在的都會裡誇大出來的，一種對於生命的褻瀆。
而我希望這時的《少年台灣》，可以讓大家重新去行走這個島嶼，就是揹著一個背包就走了，去探索一個新地方，去看看那些完全不同於你生活的人，或者回到記憶裡曾經住過的小小的故鄉、社區。說不定你認識的人還在，與他們交談幾句，我覺得那對自己現在的生活可能會是有趣的平衡。
您覺得身為一個創作者，該如何拓展他／她的創作之路？
身為一個創作者，如果不能獨自走出去，如果他經驗一個土地裡面的人的生活愈來愈少，這樣的經驗少掉以後，一定是創作的萎縮。因為創作一定是來自這種東西。我不覺得創作必然是從閱讀來的，它應該是從生活出來的。
我一直喜歡的作家，如沈從文、高爾基，都是從生活出來。高爾基的《童年》、《我的母親》、《我的大學》都是他在俄羅斯浪蕩時的紀錄。沈從文寫《從文自傳》、《長河》和吊角樓裡的妓女那種生活，全是在家鄉和當兵時浪蕩的記憶。我覺得這些都是最好的文學。
好的文學，並不是讓人停留在這個文學本身，而是讀完以後把它丟開，去看那一塊土地和那裡面人民的生活。我不知道這樣的文學態度，是不是對的，可是我覺得有一天這些書寫被丟開，然後他們藉著這些書寫去了莿桐，去了金門的水頭，馬祖的芹壁，蘭嶼的野銀，也許是最美好的一件事。
「最美好的一件事。」四周突然安靜了下來。他顯然還在等我發問。我翻動眼前的紙頁，看著自己原先列的許多問題，卻覺得無須再問了。
他馬上像個孩子般蹦起來，說：「走！帶你們去看『萬善同歸』。」我觀察到他講述一個多小時，就算到了現在，卻還不想起自己應該要喝一點水。
小小矮矮的墓塚，碑石上刻著「萬善同歸」，香爐裡供著線香，也插著香菸，顯然一直有人祀奉，一旁還有棵老榕樹撐展繁茂的枝葉在照護著，這些曾經無主的孤魂。類似這樣的地方，據說在八里還有好多處，有的已蓋了祠堂，塑了金身，有的只是，一塊紅磚，一張紅紙，寫上了幾個字。
就在「萬善同歸」的面前，我好像多懂得一點點什麼是「少年台灣」的意義了。
他接著又領我們坐渡船，免得我們這群可能只會搭計程車的土包，錯失淡水河上的風景。當渡船漸漸遠離岸邊，坐在最後一排的他，咧嘴靜笑地側過身去，回視著八里。不知他究竟看的是河水，抑或觀音山，又或者是風呢？我突然想起他寫的〈少年八里〉：
這一岸的過客常常是辦完喪事，踩著山腳下新墳地的黃泥，一臉疲倦沮喪，端著供品或神主牌，站在船頭上口中唸著經文或咒語。
那一岸的過客多來吃孔雀蛤。看烈火中蛤貝一個一個張開，嗅聞到蛤肉和九層塔的菜葉及大蒜一起爆開辛辣刺激的味道。
寫的是過去，卻彷彿也能應合現在。我看著，他和他看八里的方向，想著想著自顧地傻笑了起來。不定向的風，胡亂分撥著他一頭鬈曲的髮，儘管髮色已經灰白了，那少年的氣象其實未曾稍改。
◎受訪作家簡介
蔣勳
祖籍福建長樂，1947年生於西安，成長於台灣。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藝術研究所畢業，後負笈法國巴黎大學藝術研究所。1976年返台後，曾任《雄獅美術》月刊主編，並先後執教於文化大學、輔仁大學、台灣大學、淡江大學，任東海大學美術系系主任。現任《聯合文學》社長。著有生活論述《孤獨六講》、《生活十講》等；藝術論述《美的沉思》、《徐悲鴻》、《齊白石》、《破解米開朗基羅》、《天地有大美》、《美的覺醒》等；散文《島嶼獨白》、《歡喜讚歎》、《大度．山》等；詩作《少年中國》、《母親》、《多情應笑我》、《祝福》、《眼前即是如畫的江山》、《來日方長》等；小說《欲愛書》、《新編傳說》、《情不自禁》、《因為孤獨的緣故》、《祕密假期》等。
◎本文作者簡介
謝旺霖
1980年生於桃園中壢，東吳大學政治、法律雙學士畢業，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目前就讀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班。興趣廣泛，喜歡閱讀，電影，音樂，寫詩及散文。2004年得雲門舞集「流浪者計畫」贊助，因為流浪，才開始邁出文字創作的生涯。曾獲文建會「尋找心中的聖山」散文首獎、桃園文藝創作獎、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文學類創作及出版補助。著有《轉山：邊境流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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