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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批學生也起身告辭了。我送他們到門口。十幾個年輕人竟然站滿一條窄巷。「祝老師新年快樂！」是談笑一個下午之後，他們替代「再見」的齊聲祝賀。「祝你們新年快樂。」我也不假思索地回祝他們。然後，反身關門。望著寒天明月，一時疑惑不解，方才他們所說的「新年」究竟是指哪一個新年？新曆年還是舊曆年？當時的不假思索，只是對突如其來的一種機械式反應，重複他們的頌詞而已。
我一邊收拾滿桌狼藉的杯子和果盤，繼續想這個問題。當時間正好跨在新曆年與舊曆年之間，若是祝新曆年，未免已太遲；但若是祝舊曆年，則又似乎嫌早了些。
不過，在沖洗杯盤之際，我已經完全明白了。其實這個問題簡單至極，只要不用理智的思索，單憑直覺的判斷，便自然可得答案。我們方才互相祝賀的，當然是指農曆正月初一的「新年」。一般中國人說過年，當然是指「春節」而言，誰會指「元旦」呢？元旦只意味著牆上要換一份新的月曆，或者可以放兩天國定假日罷了；至於春節，那就非要前前後後熱鬧一陣子不可。
然而，如今對於節日的興奮與歡愉已一年淡似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都是一樣，周而復始。誰規定哪一天是一年之終哪一天是一年之始呢？」我對著一堆待拭的杯盤自言自語。
年少時過年倒確實是快樂的。那時候家裏人口多，時序一入臘月，母親總是最先點燃節日氣氛的人。她要指揮女傭打掃每個房間的每個角落，把孩子們從這個房間趕到那個房間。她又不時出門採購，買回大小包裹的用具和食物，卻又不許孩子們隨便窺看，都要留待大年夜和新春時才享用。當然，全家大小的新衣也得早早準備起來。那個面熟的裁縫師傅，不必催促，該來的時候就會腋下夾個包袱上門來量製旗袍。一夥女孩最愛吱吱喳喳替母親挑選滾邊兒、花扣等等。至於孩子們的衣服，多數是找個星期日全家出門上永安公司，父親負責付款，母親替每個人買件大一號的新衣，大家也就歡天喜地了。
可是，最能表現過年氣氛的具體事項，恐怕是吃蘿蔔糕了。無論家住上海或東京，我們一向慣用臺語稱「菜頭粿」─而且不用父親的北斗腔，卻是用母親的府城腔。這個原因已無由考知，或許與母親所代表的權威與傳統有關。我的母親幾乎固執地每年必親自下廚做菜頭粿，所以我們在上海過年，並不跟隨江浙人吃那種條狀的「寧波年糕」；在東京過年，也沒有跟隨日本人吃大小二團的「鏡餅」。現在回想起來，懵懂流離的童年，對於陌生的家鄉的認識，或許竟是靠著這種「菜頭粿」的有形聯想也未可知。
等我們長大以後，母親就逐一教我們姐妹如何做那種家鄉口味的蘿蔔糕。有時也會對著笨手笨腳的我們嘮叨：「好好用心學吧。有一天我不在了，你們才有得吃。」我轉頭看母親花白的髮絲和多紋的眼角，掩耳不喜歡聽那種悲傷不吉利的話。可是，每做一次蘿蔔糕，母親就更衰老一些。而姐妹兄弟漸次成長，各自嫁娶，四方星散。日月流逝，雙親年邁，娘家人口竟也不知不覺間稀少單薄起來，往日盛況，遂不復可得。所幸，我自己婚後總算與父母住得近，見面的機會並不少。記不得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每逢過年，我理所當然的要多製一分蘿蔔糕，做為孝敬雙親的年禮，直到母親真的不在了……
那年吃年夜飯以前，我依倣往昔母親祭祀外祖父母的方式，在我自己的家裏設一方供桌，擺列「菜頭粿」及其他菜肴果點，恭恭敬敬燃燭上香。「祭如在」，我下跪叩迎母親，衷心希望她能欣然來享。未料，女兒見我長跪，竟也跟著屈膝跪拜下去。
「明旦非今日，歲暮余何言！」生命卻輾轉?延不絕，而今我的女兒也已經長大，在我忙著製作蘿蔔糕時，她總愛前後纏伴，問東又問西，致令我有時光倒流影像重疊的錯覺。
擦乾淨最後一個杯子時，我發覺自己不由自主已在盤算什麼時候該去採購製作蘿蔔糕的材料；恐怕還得給孩子們添一些新衣裳吧。畢竟過年總該有點兒新景象啊。
一九八四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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