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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立委選舉過後，許多人開始注意選舉制度不利於小黨生存的問題。2008年國會減半、單一選區兩票制施行的首次立委選舉，立即造成小黨全軍覆沒。這一次，台聯和親民黨勉強翻身，失而復得的喜悅，讓他們矢志修改選罷法、改變不利小黨的各項制度。其實，綠黨和多個公民團體早在去年即提請釋憲，指出部分選舉制度明顯違反憲法保障的平等參政權。
得票門檻造成怪現象
公職人員選罷法第67條規定，政黨票得票比率未達5％以上之政黨，不予分配當選名額。上一屆選舉台聯、新黨雖然都得到30幾萬張政黨票，但仍無法分配席次；而無黨團結聯盟的三位參選人在區域選舉中合計僅得12萬多票，卻得到3席立委。本屆選舉，綠黨的近23萬張政黨票，也無法換來任何席次。換言之，高門檻限制造成了席次與得票率不均衡的後果。
高當選門檻並非台灣獨有，德國、紐西蘭等國也有5％門檻要求，但這是因為內閣制的政府需由掌握過半數席位的政黨聯合組成，小黨太多可能發生政局動盪；而這樣的考量並不適用半總統制的台灣。此外，有許多國家並未設定得票門檻；即使設定門檻，也有較低規定者如荷蘭（0.7％）、丹麥（2％）、西班牙（3％）、奧地利（4％）等。由此可知，當選門檻高低確實應依照各國狀況有所調整。
聯立制杜絕大黨瓜分
「並立制」與「聯立制」的爭議，更是攸關席次分配是否反映政黨得票的更大變項。德國採取聯立制，也就是每個政黨可以得到多少席次，完全看其政黨票的得票率；這些席次要扣除該黨在分區選舉中得到的席次，剩下才是不分區席次。相對的，台灣採取並立制，區域和不分區席次計算互不相干。
也就是說，當區域立委已經幾乎是兩大黨的囊中物之際；只在不分區才有機會的小黨，還得坐視大黨瓜分不分區當中的絕大多數席次。因此，一般咸認為聯立制才比較符合政黨比例代表的精神。
以本次選舉結果為例，如果只取消政黨票5%門檻，分配結果僅有新黨和綠黨能各自從兩大黨手上取得一席，但整體變化不大。然而，若是取消門檻同時採取「聯立制」，不僅綠黨可以分配到兩席，使環境永續、社會公平的議題更有經營空間；兩大黨之外的小黨們更可取得超過五分之一的席次，而能充分扮演「關鍵少數」的角色。
顯然，聯立制對於分配結果的影響遠高於取消門檻，即使不擴編，都能大幅改變國會政治生態。這也是為何在1983年西德綠黨初試啼聲，就可以一次當選27 席國會議員，儘管當時他們的得票率也只有5.6％。
保證金反動又歧視
除了席次分配的遊戲規則有待檢討外，「參選保證金」是另一個扼殺小黨生存機會的規定。保證金制度由來已久，其背後思維其實非常反動，即擔心人民「任意參選」、「浪費社會資源」。然而，民主社會本應尊重所有公民為任何理由參選的政治權利，不應預設誰的參選「不是認真的」；就算基於社會資源考量，只要參選者「玩真的」，一切依法活動，也應在選後如數退還保證金。
然而，現行制度卻針對票數偏低的參選人施以「沒收保證金」的懲罰，只有到達一定票數以上才能拿回保證金。明顯是在嚇阻一般平民、弱勢者參選的意願，只有不擔心被沒收保證金的有錢人，絲毫不受影響，反而可以「任意參選」。事實上，即使在資本主義最貫徹的美國，都還是以政黨提名或公民連署為登記參選的門檻，而非靠出錢具保。
補助款讓大者恆大
保證金制度是對平民與小黨的階級門檻；而「政黨補助款」分配更是二度剝削與打壓──政府沒收小黨的保證金，卻提供大黨充裕的政黨補助款，兩者發展的立足點越來越不平等。
補助款的法律定位是貼補政黨的競選費用，理論上每獲得一張選票，就應當得到該票數的選票補助。這項補助在世界各國都是政黨最重要的運作資源──特別是不靠企業或大筆政治獻金生存的小黨。德國只要0.5％就可以分配政黨補助款，因此小黨可以越選越有資源。相反地，我國選罷法第43條卻連政黨補助款也設定高門檻，規定政黨得票率也要達5％以上，才能補貼每年每票50元。
在這次立委選舉過後，國民黨和民進黨未來四年，每年分別可獲得來自國庫的2億9千和2億2千多萬的補助。而獲得近23萬票的綠黨，原本理應得到每年1千1百多萬的補助款，卻因為未過門檻，一毛也拿不到。甚至，只能依賴小額捐款存活的綠黨，還因為未達政黨票2％的另一門檻，其捐款者連捐款抵稅收據都無法取得。
小黨參政需要公平制度
經過前述簡要說明，不難想見，小黨如綠黨者，是在多麼艱辛與不平等的遊戲規則之內，篳路藍縷、屢敗屢戰。如此困頓地從1996年迄今走了16年，終於隨著台灣草根社會運動和環境意識的提升，在這次的不分區獲得近23萬票，茁壯成為第五「小」黨。
綠黨的成長，反映了台灣社會對於新政治社會願景之期待，但只有大刀闊斧的選舉制度改革、公平的資源分配，才可能讓這樣的種子開花結果，讓台灣政治超越二分邏輯，實踐真正的多元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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