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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大學教育學研究科教授佐藤學，是日本教育界的大師級人物。他針對日本教育中孩子失去學習動機、不知為何而學、「從學習逃走」的問題，提出以「學習共同體」為目標的改革做法。
和一般大學教授不同，他不僅建立理論基礎，更親力親為，以每週參訪兩、三所學校的行動力和紀律，直接進入教室觀課，和學生、老師、校長面對面討論、改進，三十二年如一日，累積了一萬間教室的現場感。
今年六十歲的佐藤學博學多聞，長期關注日本和東亞國家教育，同時擔任日本內閣學術會議人文社會部部長，召集各界精英提出社會政策建言。儘管行程滿檔，他對教育本質和問題的見解總能一針見血。無數老師和校長在他的理念中實踐出畢生追求的教育理想。他的著作成為許多老師的必讀聖經，他的熱情更感動許多教育工作者，願意成為推動「學習共同體」的左右手。以下為專訪摘要。
佐藤學教授每週參訪兩、三所國中小，數十年如一日。
Q：你在多年研究中發現，東亞國家中小學生有「從學習逃走」的現象，學力下降是共同的教育危機，現在最嚴重的教育問題為何？
A：日本九○年代開始有「從學習逃走」現象，十年後，東北亞國家也陸續發生，這是因為競爭太過激烈。我們看到學生在家自主的學習時間減少，對學習的欲望也嚴重缺失，我們在各種國際性的學力調查中都看得出來。
這有一個時代背景。西方國家花了兩、三世紀達成的近代化和經濟發展，東亞國家在一個世紀、甚至半世紀內就達到了。東亞國家現代化過程被急速壓縮，所以教育必須非常有效率，於是發展出以考試升學為主的方式。考得愈好、學歷愈高、找到愈好的工作，就能脫離原有社會階層和環境，教育成為孩子往上爬的手段。
二次大戰後的六十五年間，日本、台灣、韓國、中國、香港、新加坡經濟發展非常快，日本經濟發展在八○年代達到顛峰，然後進入停滯狀態，其他國家在十年後也達到發展高峰。現在除了中國之外，也幾乎進入停滯狀態。由於學校變成求得高分的地方，父母希望孩子得高分、有好工作、有高收入、進入高的社會階層，或發展得比父母更好。但在經濟高峰之後，其實社會環境改變了，得高分的孩子不一定能找到好工作、做一輩子。但孩子受教育的動機還是為考試，考試又造成教育中的競爭。我小的時候，日本孩子們擁有世界第一高的學習欲望，但現在變成世界最低，台灣、韓國也是如此。
也因此，面對未來，教育的目的應該改變。以前是為考上好學校的競爭教育，現在應該是民主主義的共生教育。我在三十年前提出東亞共通的教育問題，建議用「學習共同體」的方式改革教育，但沒有人相信。我認為東亞國家有三個問題非解決不可：競爭教育要變成共生教育、量的教育要變成質的教育、有目的的教育要變成有意義的教育。與其讓孩子為考高分、找好工作去學習，不如讓他知道學習的本質不是為進好學校、賺更多錢，而是學習對自己的人生有何改變、對社會發展有何貢獻。
Q：台灣、日本都有教育改革，希望學生從考試壓力中得到釋放，能夠快樂學習，但為何快樂學習還是不能減輕從學習逃走的現象，反而造成學力下降？
A：一定要告訴學生學習的價值、知識的意義，不是為考試，如果學生不知道學習的意義，教育不會改變。只減少考試、學習內容，但不教導學習的價值或學習經驗，孩子沒法得到相對的快樂。日本的改革發現，很多老師改變自己的教學方式，提升自己和孩子的學習，教育就有了新的發展，對孩子的學習動機的確有幫助。
只減少學習內容、考試壓力還不夠，最根本是要提高教育的品質，保障每一個孩子的學習權益，孩子長大後才可以共同參與建立民主社會。這是全世界公立教育的最初目的。
但東亞國家教育的特徵卻是，學校教育為了國家利益服務。學校早期是為宣傳國家利益，提升國家經濟，日本以前也是。二次大戰後日本經歷民主化，但其他國家到八、九○年代才真正民主化，但教育和民主的連結還是不清楚。要改革教育，我們一定要把教育原來的目的和機能拉回來。教育的目的應該不是服務國家利益，而是幫助每一個公民的自我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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