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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新作《遺事八帖》從台灣的大歷史寫進你個人、像是母親與父親的故事，可以說說你與家裡的關係？另外，一直覺得做生意的小孩很能代表台灣的一些氣味：殷實、營生、敬天、人情，大稻埕的市井生活對一個孩子來說，是否具有莫名的吸引力？
A.我是大稻埕人，父親年輕時從台中清水北上，與〈望春風〉作詞者李臨秋同為大茶行「錦記茶行」的小學徒，經常出入第一劇場、蓬萊閣餐廳等茶行老闆陳天來的生意場合，小時候的我也因此看了很多日本電影，宮本武藏、金剛鬥恐龍啦；小說家王湘琦前年出版《俎豆同榮》裡的漳泉互鬥，就以這一帶為背景。我也是老台北人，小學就讀太平國小，日治時代日本人讀的學校，別校的學生穿的是難看的卡其制服，我們則是藏青色西裝外套，配上綴有徽飾的軟呢圓帽，日本式的。當時大稻埕有個特色，絕大多數的人家經商，很多紡織業、電子業的富商，都出身大稻埕。大稻埕的孩子，家裡有錢的就很有錢，很窮的就很窮；但經過二戰的我父親那輩，就如《遺事八帖》裡〈紅與白〉所寫的，他們的人生都幻滅掉了。
跟許多作家不同，不知是幸運還是不幸，家裡十分反對我畫畫與寫作；年輕的時候拜師漫畫家牛哥，陸續出了六本漫畫。我「四年級生」的寫作同儕都很優秀，自己只有努力追趕的份，但最早的心願其實是當名畫家。當年王鼎鈞先生常給我們這些年輕作家鼓勵，永遠記得他說的，「一個人一輩子只要把一件事情做好」，到今天我還是不斷地寫散文。現在的我，很感謝父親，即使沒有他的阻止，我也不會成為好的畫家。另一個跟其他作家不同的，退伍時，我最大的心願是進聯合副刊、當個文學編輯，做一輩子。很感謝詩人向陽，多年前推薦我主編《自立早報》、《自立晚報》副刊，算是夢想成真，那是我人生最快樂的時候。
Q.從政治場域挫敗或說脫逃出來，文學創作程度上能視為一種停損點嗎？你們同代人尤其是知識分子，大多具有清楚又純粹的「浪漫」，可以說一下你們這代人的浪漫嗎？
A.我一直誠實面對寫作這件事，葉珊是我的啟蒙。的確有評論家把我與陳芳明放在一塊，他在海外的時候，我們時常通信。在那個嚴峻的時代，我就像別人說的「不怕死」，到現在，我還是個「政治不正確的人」。這幾年專心在創作上，但心裡那個文學編輯的夢沒有消失，雖然最愛的年代已經過去。文學編輯的喜悅是永遠可以當那個第一位的讀者，看似無關，但這跟早先跑新聞、後來投入媒體政治評論十年，道理都一樣。我想以文學家的溫暖之心去了解政治，以及我們的社會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文學家絕不能與人民、土地分開，這也就是我說的政治不正確。
這些年裡，很幸運結識兩位任何執政者都不歡迎的兩位傑出作家，一位是前頭提及的陳芳明，另一位是小說家郭松棻，他們所代表的是文學之於我個人的典範，都是異議者、反抗者，文學本來的作用即是用來反抗的。常有人「當面」同我說，「你的文章怎麼這麼美」，一部分要歸功視我如子胡品清教授的指導，以及給我同輩創作者莫大震撼、沈臨彬的作品。回看年輕時候，不客氣地說那是濫情，每隔十年，我都給自己階段性的功課，但求新的心情從來不變。今年，來到寫作四十年，我仍保有新人般的好奇；不留戀過去的作品，我以筆名針砭自己作品的缺失。好友李瑞騰曾贈數語，「如果沒有青澀蒼白的過去，怎麼有秋日成熟的美麗」，從編輯的夢，到四年級作家年輕時大軍壓陣但相知相惜的情誼，我的心底一直有等待大師的心情。身為創作者，必須以高標準看待自己。
Q.展讀新作，尤其是前面三則，在同一地層層「複寫」，這是源自繪畫的訓練？另，可否談談書上所點提的「大散文」？
A.如果說我跟別人有什麼不同，我想是繪畫的訓練，當年沒考上藝術學院，但我寫作的元素，都跟繪畫有關，我把顏色、塗料當成文字。平日的言談只能作為現實生活的反映，但文學是在現實如同在廢墟裡面，種植出最美的花朵。以往評者較著重小說、現代詩，有系統的散文評論如張瑞芬教授約莫是最近十年的事，而單就一名創作者的單純思考，散文難道不能稱其大嗎？不能像大江大海般壯闊嗎？我們看見齊邦媛的《巨流河》、王鼎鈞的《王鼎鈞回憶錄》，看見小說可以虛構，散文不能說謊。我的每一個階段都為了下一次的書寫而準備，大概用了五年的時間以小說練筆，從《迷走尋路》、《邊境之書》、《歡愛》到《遺事八帖》系列散文，去思考「如何大而壯闊，小而如同一朵花之美」，所以我所指的大散文，並不是篇幅長短，而是涵蓋的題材與時間的跨度。在接觸許多史料後，我深知，散文的重心絕不可以與報導文學相同。把自己放在最邊緣的位置去看，這系列在《遺事八帖》差不多完成了，短期間不會再碰散文，我也自承小說這塊比起散文的書寫，是有所不及的。接下來期許自己兩年內，能交出一本詩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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