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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不同的族群表現在語言的使用上，您如何決定台語與客語的書寫方式？在書寫過程中是否有遇到什麼樣的困難？
A.台語對我而言沒有問題，因為我是從閩南家庭出生長大到小學才會講國語，但是台語用字還是會有點困難，我盡可能呈現那個年代的文字需求。如果遇有不很清楚的字，我會去查詢教育部審定的台語字典，但還是有很多實在看不懂的字。我盡可能選擇讓讀者清楚的字，以方便讀者的閱讀為主。我覺得最大的問題不是台語與客語的部分，而是日語。我只學了三個月的日語，常得向人請教，請人幫我改，因為我總覺得那個年代沒有出現日語會有點奇怪。
原住民的話更困難，花蓮是阿美族的聚集地，其中有一段描寫素敏與原住民的小朋友，當中就有幾句原住民的話。不過我沒有用羅馬拼音，而是用中文字去拼寫，像是阿媽他們叫「法易郎」，媽媽叫「法易」。雖然花東原住民很多，但是漢人其實占大多數，像是我小學同學只有四、五個是原住民，到了國高中也只剩兩、三個。在那個年代原住民與漢人是不往來的，聚落地區不同，語言也不通。如果小說硬把原住民的角色帶進來會很突兀，因為那並非事實。加上花蓮太魯閣事件，其實很多原住民都往山上遷移，所以我只有讓素敏遇到原住民小孩。而他們要溝通，也是透過日語。
直到我讀大學，比較有機會去苗栗親生外婆家練習客語，而外婆其實就是文本中的初妹（她現在還在，已經一百歲了）。寫這本書的客語部分時我就想像自己是初妹，這時我外婆的聲音就會冒出來。在花蓮人口結構中，閩客約各占三分之一，而原住民與外省籍加起來應該不到三分之一。初妹嫁到閩南家庭，很努力地要融入閩南社會──這裡當然沒有歧視要客家人一定要融入閩南──我希望凸顯一個客家女性，一句閩南話都不會講，但最後卻成為閩南家庭的支柱，甚至是失智婆婆的依靠，以強調客家女性的強韌。事實上，把她放到原住民的族群她一樣可以融入。這種女性特質其實不只客家女性，閩南女性也都有那種放到哪裡都可以生存的特質。所以小說後半多數是寫閩南語，客語的部分也就越來越少。
Q.施叔青曾經在她「台灣三部曲」的《風前塵埃》中書寫過花蓮吉安的移民村，與小說中阿音與初妹所經歷的時代是同個時期。相較之下，在《來去花蓮港》中日本人與原住民出現較少，但也有書寫與原住民的相處經驗，只是主要仍以漢民族的角度去描繪，這是否是一種不得不然的限制？
A.我的主題是在女性的部分，而不是殖民問題。當我書寫女性，我不願再落入男性霸權統治的思考，去強化男性統治社會，我都只希望淡化成背景，強調女人的生活。至於與原住民的相處關係，我只描寫了小孩的交往，因為小孩比較沒有心機。若是處理大人，他們多半歧視原住民，處理起來都會偏向負面。當年很多漢人欺騙原住民，例如一瓶米酒換了一大塊地之類，這種事多不勝數。因此我保留在小孩之間的純真交往，可以較平等地看待雙方。大人其實是警戒的、保持距離的、不相往來的。其後的歷史是原住民被騙怕了、被迫害怕了，就像是太魯閣之役，他們只能對日本人、漢人保持很高度的警戒，不跟你們往來就不會被傷害。我是以隱約的方式去處理。
施叔青寫的太魯閣之役是歷史的書寫。當我寫這本書時，我不敢去看她的書，怕受到影響，所以我是寫完之後才看。某部分她是站在日本的角度，或者原住民勇士的角度，但重點仍然是在回來尋根的灣生身上，這其實很特別。非常多日本人在終戰時離開花蓮，約莫十來歲，可是他們會再回來看那些居住過的地方。這是一種眷戀，因為那是他生長的地方，也是第二個故鄉。可能當人越老時，會越想回到童年。當時我推薦施叔青去當東華大學的駐校作家，她待了一年後，接觸到這些故事，她就把它寫出來。她的企圖比較雄大，雖然她處理的是個女性故事，但其實是在處理歷史。我擔心在這部小說處理歷史時，會把原本凸顯的女性主軸被拉走，所以我選擇聚焦在這三個女人的軸線，其他的部分則當成背景。
Q.阿音、初妹都有個建立家的過程，女記者的旅程也是尋找家的過程，花蓮就是她們理想的居所嗎？
A.阿音、初妹與阿南都是當初窮困到無以立錐才到花蓮，找到新的桃花源。我把花蓮當作新的桃花源，是人類最理想的居住地方，是第三個所在，但我也不希望它是個沒有文明、沒有文化的地方。很多北部人、西部人都把花東地區當成他們的後花園，喜歡你的落後，是因為你很原始、純樸、自然，不是你很有文明、有文化，所以希望東部永遠都不要變。我書寫這本書，則想扭轉這種觀念，並證明：後山不是沒有文化的地方，很多地方與西部（或前山）是完全一樣的，只是他們的命運讓他們到了後山。經過開墾之後，在這裡可以包容各種族群、各種受傷的人，包括這個女記者。她是去尋找母親──那其實也是個象徵，去找到心目中的家。
新女性主義雖然曾經逃避家，但是還是需要家，家不一定是形式上的家，也可能是故鄉。第三個所在的意義是你覺得最適合居住的地方，沒有受到男性的壓迫，那才是女性真正可以居住的地方。但這個地方還是一個問號，所以最後我說「在路上」──包括台灣的女性主義也尚未走到一個很完整、完美的境地，這個女記者也尚未找到她的歸宿。花蓮也是「在路上」，蘇花高的議題也是不知未來會怎麼樣。我雖然沒有批判，但我留了個問號，去呈現衝突性、可能性，要讓讀者自己思考。「在路上」也表示沒有結局，可能有著不同的發展結果。
Q.《來去花蓮港》這書名很有意思，「來去」以台語發音，是「去」的意思；但是在國語當中，「來去」是「有來有去」的意思。這書名是怎麼決定的呢？
A.郝譽翔也跟我說「來去」取得很好。「花蓮港」是我們這一代稱花蓮的方式，除了凸顯那個花蓮以港口出名的年代，還有著港口的意象。港口有移動、可以來去的據點。雖然現在這個港沒有太大的實質作用，但還保留這個名稱。阿音的下一代，比如我的姑姑與叔叔都去台北生活，我與我弟弟也在台北生活，小弟則留在花蓮，當中都有來來去去的感覺。花蓮不是固定的，它可能是我的故鄉，但不是我的家，因此我只能來來去去。像我女兒出生在台北，爸爸是南投人，但在臉書上的故鄉是標示花蓮。她從小給我媽媽帶，所以那是她心目中的故鄉。每個人都有家，卻不見得要有故鄉。對我而言，故鄉是有鄉愁的、可以想念的。來來去去有著比較多的層次，這一代是來，下一代是去，每個家鄉都有不同的世代來來去去。
◎受訪作家簡介
方梓
本名林麗貞，台灣花蓮人，文化大學大眾傳播系畢業，國立東華大學創作與英美文學研究所。曾任消基會《消費者報導》雜誌總編輯、全國文化總會學術研究組企劃、《自由時報．副刊》副主編、總統府專門委員，及大學兼任講師。著有《人生金言》、《他們為什麼成功》、《傑出女性的宗教觀》、《第四個房間》、《采采卷耳》等。最新作品為長篇小說《來去花蓮港》。
◎本文作者簡介
陳姿瑾
台灣台東人。台灣大學歷史系學士、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研究領域為當代城市文化與女性文學。曾獲台大文學獎、耕莘文學獎等。曾任高中歷史教師，台大地理系專任研究助理。即將赴異國展開新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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