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工作場所衛生研究，採用了尖端技術，試圖解釋明顯的癌症群現象，這項研究也凸顯出為什麼科學不一定能保障我們的工作安全。
席亞和葛瑞柯在美國普惠公司的航空器製造廠工作時，洞穴般的廠房裡終日瀰漫著磨床噴灑的油霧，油漬沾滿了天花板，更沾染工人全身，使得他們下班時衣物都浸漬了刺鼻的機油。廠房地板上散佈的除污槽裡，裝滿了各種用來清潔引擎零件的溶劑，工人則用噴筒噴灑去漬劑來清除手上和衣物上的油污。在康乃狄格州北哈芬佔地上百萬平方英尺的工廠裡，席亞做了34年切磨引擎葉片和翼板的工作。1999年，席亞56歲，被診斷出罹患腦癌，六個月後，席亞的朋友兼同事葛瑞柯得知自己也得了相同的疾病「多形性神經膠母細胞瘤」，那是最惡性的腦瘤。兩人在席亞罹病的一年後相繼病逝，而他們的遺孀也開始質疑，為什麼在這世界頂尖的飛機引擎製造廠裡，會出現特別多這一型致命癌症的案例。
2001年展開的調查，原本是針對北哈芬明顯的腦癌群現象（光是1990年代，就有13名工人罹患原發惡性腦瘤，其中11名是神經膠母細胞瘤患者），現在則演變成史上規模最大的工作場所衛生研究。匹茲堡大學馬許和伊利諾大學芝加哥分校（UIC）伊斯曼率領的研究團隊進行了抽絲剝繭的調查，想解開這個複雜的謎題。首先他們要調查50年來普惠八間工廠的近25萬名員工當中，有多少未公開的腦癌病例數。如果可能的話，接下來還要判定是何種因素造成腫瘤。研究團隊預計在2008年上半年公佈初步發現，並於2009年發表最後結論。
馬許和伊斯曼這項複雜而艱鉅的任務，彰顯出這類牽涉多間廠房、多種暴露物質的「工作場所流行病學」的挑戰，要想對普惠員工的遭遇提出明確結論，將受限於對腦瘤誘發因子和多種工業用化學物質毒性的科學研究不完整，但普惠研究使用了現有最精密的技術，相信能為前述兩項議題帶來新觀點。這項研究還指出一項事實，那就是要判定工作場所的安全暴露劑量，目前仍為一大問題。
美國國家職業安全與健康研究所估計，每年有4萬9000名美國人因職業病而早逝，比工作意外死亡的人數高出八倍以上。然而美國聯邦政府規定的工作場所暴露值限量，大部份都是根據1960年代的科學研究，結果是同一種化學物質在空氣中的安全劑量，後來由美國環保署制訂的廠外標準，可能還比美國職業安全衛生署（OSHA）制訂的廠內標準低了4萬5000倍。要讓勞工健康的保護措施跟得上時代，最大阻力可能是政治和經濟，而非科學的不足。因此普惠的研究將可顯示若能得到政治支持，把現代科學運用於工作環境安全上，職業流行病學能進步多少。
千頭萬緒
席亞和葛瑞柯被診斷出相同的罕見癌症時，他們的太太對腦癌或流行病學一無所知，但這看起來不像巧合，於是她們開始追問普惠：還有多少員工罹患腦癌？可能原因是什麼？2001年8月，康乃狄格州公共衛生部調查發現，根據不同計算基礎，過往10年，北哈芬廠勞工罹患神經膠母細胞瘤的病例數比預期高出2.8~7倍。
此時公共衛生部要求普惠（該公司拒絕對本文發表意見）聘請獨立的流行病學家進一步調查，普惠找到匹茲堡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的生物統計學家馬許（他形容自己擅長的工作場所衛生研究「雜亂且費力」，調查對象動輒數萬名員工、牽涉多間工廠），他又立刻找來經常合作的工作場所暴露物質評估暨重建專家伊斯曼。
馬許和伊斯曼最初只針對北哈芬廠（已於2002年關閉），但當他們得知普惠位於康乃狄格州東哈特福的總廠也有類似的磨床作業，且其他廠有不同類型的工作時，他們決定將康州八間仍營運或已關閉的工廠全部納入研究。因此起初預定只追蹤10萬名員工的調查，後來擴展為耗費1200萬美元、為期七年的研究，對象包括1952~2001年將近25萬名員工。
馬許解釋，大型計畫有兩項科學優勢，第一是統計檢定力較強，可降低偽陰性結果的機率，並增加找到細微模式的可能性；第二是針對工作性質、暴露物質和健康影響，能做較佳的內部比較。職業流行病學常受到「健康員工效應」的干擾，誤將員工的罹病率與一般民眾做比較，後者可能包括重病而無法工作者。比對公司內的各子群，將能呈現較正確的概況。
但規模龐大也是研究人員最艱鉅的挑戰之一。在計畫經理巴克尼奇的統籌下，匹茲堡大學人員花了一年時間，將普惠多達50萬頁的員工資料掃描建檔，並摘錄到員工生命資料庫中。接著巴克尼奇將這大約26萬6000筆姓名（資料群）在全美資料庫裡追蹤，以便找出員工的死亡記錄和死因。程式設計師寫了程式以從工會名冊中抽樣，巴克尼奇依此比對資料群，檢查是否有人名遺漏。巴克尼奇還需要修正資料庫中一些不合理的登錄，例如員工的雇用日期是在出生之前或死亡之後。巴克尼奇表示，「資料群檔案非常乾淨」，誤差率低於0.1%，「但仍有幾百個錯誤有待發現並修改」。在移除這些錯誤並進一步改進資料庫後，現在資料群涵蓋了大約22萬4000名員工。
案件經理波尼曼則負責找尋腦癌病例，他將整個資料群放在美國國家死亡記錄和社會安全福利死亡記錄資料庫中查詢，並持續與全美各州的癌症登錄處聯繫，查看是否有與資料群名單相符的腦瘤患者，若出現相符者，便透過網路資料庫追查其近親。有些案例最後碰到死胡同，有些案例則像掉入愛麗絲夢遊仙境裡的兔子洞，例如在華盛頓州，波尼曼遞送了六次癌症病患的申請資料，其中包括一份被退回的文件，因為它被送到州癌症登錄處，而不是真正儲存癌症記錄的州衛生部。一旦波尼曼確實找到病患的近親或是與腦癌病患同住的人，則會發函邀請他們參與研究，包括電話訪問、醫療記錄和分析病患腦瘤組織的同意書。
找尋病例是分析死亡率的重要環節，後者是研究的第一部份，可判定就整體上或各子群來看，普惠員工的腦癌或其他疾病發生率是否高於預期。研究的第二部份是重疊病例對照組研究，也就是為每一名罹患腦瘤的病患，在普惠員工中找一個年齡、性別、雇用年份相同但未罹病的對照組，透過比對兩者的醫療和工作記錄，並利用伊斯曼製作的有害物質暴露評估，希望能找出一些模式來解釋為什麼有些人罹患腦瘤，其他人則健康無恙。
研究的第三部份由匹茲堡大學神經腫瘤學家利伯曼擔綱。利伯曼會找尋普惠員工腦瘤組織中的基因突變，如果他發現任何特定模式，即可顯示普惠員工的腫瘤並不是巧合，而是由相同原因造成的。
這項研究應用了一些新科學。利伯曼正研究普惠腦癌病患手術切除後，存放醫院多年的石蠟包埋腦瘤組織。不久前，能分析這種樣本的方法有限，一份樣本只能分析15~20個已知與腫瘤生長有關的基因，然而最近科技的進展，讓利伯曼可利用過去只能用在新鮮組織的微陣列技術，一次檢查數千個基因，找尋細微的突變，以及整段基因的重複或缺失。利伯曼說：「你可以找尋基因活性的變化模式，而不只是找尋特定基本的變異。」
利伯曼把得到的資料分別比對美國國家癌症研究院的資料庫，以及他在匹茲堡診所的病患腦癌樣本，他說：「這是個非常有用的技術，因為研究人員不需要一開始先假設哪些基因是重要的。」
利伯曼在匹茲堡大學的同事泰歐里則使用類似的分子技術，來檢定已知致癌物質造成的DNA損害。兩人的實驗室正合作一項創新計畫，要蒐集普惠腦癌病患的正常組織，希望能從中偵測到分子變異，然後看看與伊斯曼團隊在普惠發現的致癌物質是否有關。理論上，接觸過有毒物質所留下的識別特徵，可做為癌症發展的初期徵兆，不過利伯曼提醒，它背後的科學仍未成熟，「我們正嘗試藉由這個龐大而複雜的流行病學研究，盡可能取得有關腦癌刺激因子的知識，但嚴格來說，這裡使用的技術本身仍屬實驗性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