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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情誼〕行雲流水，無罣無礙
三月二十七日單德興到國立中山大學演講，余光中老師知道隔天我也要到學校主持離散研究工作坊，就約了德興和我在二十八日晚上一起用餐。當天傍晚六點半，我們準時在中信飯店門口等候老師，只見老師從飯店對面的停車場快步越過馬路，朝我們走了過來。老師身形矯健，清有神，握手有力，怎麼看都不像是一位八十高齡的人。
當晚我們就在飯店的台菜館用餐。老師食量節制，談興甚高。我們談時人時事、談教育、談教養，當然也不免談到文壇近況。在談到坊間有關余老師的傳記時，我和德興不斷慫恿他撰寫自傳或回憶錄，我甚至以造福學術研究為由，強調自傳或回憶錄的重要性；德興更退而求其次，嘗試說服老師考慮口述歷史。對我們這兩位老學生的苦勸，老詩人似乎不為所動。
飯後余老師邀我們到他的府上小坐。我們在停車場小忙了片刻，才弄清楚如何繳費取車。以前讀老師的散文，知道他有開快車的習慣，但這是高雄市，不是高速公路，顯然不適宜飆車。我坐在前座，看八十歲的老詩人操盤。他全神貫注，當機立斷，明快穩健，開車彷如寫詩，行雲流水，無罣無礙。
余府位於左營一座高樓，老師說已經搬來九年。我們在老師的書房停留甚久。書桌面向公園，公園之外是通衢大道，推開窗戶，頗有車聲。我心想：一篇篇傑作難不成就在這裡完成？書櫃裡最搶眼的是老師一排排的著作，包括大陸新近出版的選集。我們談到老師未來的出版計畫，一甲子筆耕，顯然筆力仍健，詩、散文、評論、翻譯，不久都有新作面世。
這篇短文設定的主題是余老師的詩的發展歷程，不過這是老題目，寫過的人很多，因此已屬常識，不容易再有新意。我的簡單看法是，若以一九五二年出版的第一本詩集《舟子的悲歌》算起，六十年的創作，詩人的詩風曾歷經數變。跟許多同時代的詩人不同的是，詩人的早期詩作尚充滿新文學的餘緒。詩人後來之所以宣告要「下五四的半旗」，要告別新文學的薄弱傳統，並且選擇廣義的現代主義，若置於文學的內在系統而論，這些動作相當程度是出於影響的焦慮。一九六○年代前後正值冷戰的高峰，台灣社會籠罩在肅殺的政治氛圍中，不過文藝卻意外地找到缺口，另闢新路。就在這個時候，各種版本的現代主義直接或間接地進佔文化部門，在文學與藝術方面尤其顯著。像極為保守的軍中卻出現了一批優秀的現代詩人，不能說不是一個異數。我記得當時讀到《現代文學》、《歐洲雜誌》、《設計家》，及幾家詩刊如《現代詩》、《藍星》、《創世紀》等，可以感受到另一番清新的氣息。
文學創作當然關乎艾略特所說的個人才具，但文學創作也是現世的 (worldly) 產物，是詩人作家介入現世的結果──儘管介入的方式與目的各有不同。余老師之轉向現代詩，並多次參與文藝論戰，為現代文藝辯護，無疑也是在挑戰當時保守乃至於反動的文化政治。甚至像《蓮的聯想》詩集中那些貌似古典的詩作，我常覺得，這些詩作沒說出來的，其重要性恐怕不下於說出來的。因此，讀《蓮的聯想》，我以為我們必須超越詩人的個人世界，我們的聯想必須及於其個人世界之外那個產生《蓮的聯想》的世界。依此而論，《蓮的聯想》其實與之前所出版的幾本現代詩集在本質上並沒有兩樣。
我的偏見是，余老師到了《與永恆拔河》之後，詩藝明顯獲得解放，從此心無罣礙，自由自在。在這之前，不同時期固然都不乏佳作，只是不論走向現代，或者回歸古典，或者迎向民謠，他的詩風時有轉變──甚至多變，而每有變化，詩人都不免要為文辯說，闡明立場，宣示信念，因此也留下不少文學批評史上常見的詩辯。要了解余老師詩藝與詩學的發展，這些詩辯相當重要。到了《與永恆拔河》，余老師顯然不再拘泥於任何主義，不再執意經營任何詩風，他的詩藝自此不假他求，渾然天成。
上述觀察，未必合於一般陳說定論。當晚在余老師府上，我並未提到自己的偏見。《聯合文學》的編者索稿，指定要我討論余老師詩創作的發展。謹以淺見，倉促為文，為余老師壽。八十高壽，松鶴遐齡，祝福老師「老得好漂亮」！
作者簡介
李有成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畢業，台灣大學比較文學博士。曾任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理事長。現任中研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中山大學合聘教授等。著有詩集《鳥及其他》、《時間》，文學評論與學術專書《文學的多元文化軌跡》、《在理論的年代》、《文學的複音變奏》、《踰越：非裔美國文學與文化批評》，編有《帝國主義與文學生產》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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