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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文學之所以經典，一般認知是因為「震撼人心的道德力量」，然而或許這只是一種說法，一種切入角度，一種人云亦云。
讀者習慣用崇高的目光注視俄國「苦難」大地的文學，「苦難」一詞格外要緊，它不僅「等於」俄國文學，甚至主導讀者對俄國作家的印象和情結：杜斯妥也夫斯基被套上手銬腳鏈前往西伯利亞服苦役的受難形象；托爾斯泰面對善良農民而產生良心不安的煎熬，這兩人像是協力互補似地幫讀者把不想承擔的良知折磨一肩扛下，如此這般，彼成了道德救贖的象徵，而讀者獲得了解脫，兩方互蒙其利，「經典」於是成形。
然而事實上這些俄國文學家，從普希金到契訶夫，並非從呱呱墜地起，就立志要當「先知」，或是「人類心靈的導師」，大部分的他們和你我一樣，都經歷過一段徬徨少年時，唯一的不同，也是很大的不同，在於他們將生猛奔騰、放肆不羈的青春活力灌注到文學志業上，而且一路獻身到死到老，所謂撼人的道德力量，其實更多是源自於文學成熟時期對年少輕狂的懺悔和省思，屬於創作生涯的一部分，卻絕對不是全部。
道德救贖下的俄國文學其實存在著另一個面向，也是它最迷人之處，就是一種無與倫比的狂熱和激情──對明知不可為卻一往追求的偏執情感，對愛情如此，對賭的態度更是堅定。只要稍加留意，不難發現十九世紀乃至二十世紀的俄國作家中，包括普希金、萊蒙托夫、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杜斯妥也夫斯基、托爾斯泰、契訶夫、庫普林、安德列耶夫、馬雅科夫斯基、扎米亞欽等這些撐起俄羅斯經典文學的作家作品中，有相當比例的篇幅，內容都脫離不了賭和賭徒。
俄國作家之所以精賭，原因在於那是貴族階級和社交圈最熱衷的遊戲，而十九世紀俄國作家大部分出身貴族，要他們不熟悉這項遊戲，那才是怪事，這群作家幾乎都是從牌桌上開始「轉大人」的，例如托爾斯泰有一篇〈彈子房計分員〉的短篇小說，這是在講一個初入社交圈的貴族青年想從撞球桌上認識這爾虞我詐的大人世界，最後卻是輸光所有一切，憤而自殺而死，這一篇故事除了揭露賭博在俄國貴族社會風行的程度，其警示意味也非常濃厚。
的確，牌桌上看盡人生真諦，但是對俄國作家而言，玩賭寫賭的意義不光在賭博本身，而是一種近乎形而上的命運探索，希臘神話用悲劇和命運對決，俄國文學用賭博挑戰命運。且看普希金的《黑桃皇后》，作家精確掌握了當時社交圈對一種謠傳的必勝牌（3點、7點、11點）的期望心理，轉化成小說創作，塑造了蓋爾曼此一狂熱求贏的機會分子，然而他仍敵不過命運的惡意玩笑，最後輸在「黑桃皇后」這一張致命的牌上，他於是失去了理智，成了瘋子。還有始終被台灣讀者遺忘的優秀俄國作家萊蒙托夫，他在《當代英雄》裡的〈宿命論者〉一篇提到的那位烏里奇中尉，一個宿命論賭徒，他對賭的癡狂著迷，俄國文學史上無人出其右，如果再加上貫穿整部小說的男主角畢佐林的話，儘管他並非耽溺牌桌的賭徒之流，但是他屬於堅決在愛情賭局中求勝的賭徒性格的人物，最後烏里奇死於受命運指使的哥薩克醉漢之手，而畢佐林在征服愛情的過程中，卻遭受命運的永世放逐。普希金和萊蒙托夫，這兩位長期浸潤在希臘羅馬古典主義省思下的詩人兼小說家，為俄國文學指出一個青山長綠細水長流的主題──俄羅斯文學的賭徒，一種對賭乃至於對生命和藝術無法扼抑的癡、迷、狂的典型。
對賭的狂熱，就是俄國作家獨樹一幟的風格，眾所周知，杜斯妥也夫斯基好賭，可卻是十賭九輸；托爾斯泰年輕時耽溺玩樂，曾不遠千里來到大都會莫斯科，只為一求賭個過癮；屠格涅夫，很多人都知道他棋藝驚人，卻很少人知道他在賭牌上也是常勝軍；還有詩人馬雅科夫斯基，他曾經不無得意地說：「我寫詩，我賭博，我模樣看起來也不差。」對賭的嗜好，俄國作家並不避諱，因為那是十九世紀俄國貴族和社交圈的交誼方式，也是二十世紀初藝文沙龍圈熱衷的娛樂，可是最重要的是他們能把賭博這從道德層面看來屬於負面意義的題材轉化成一篇又一篇交織著激情狂熱和冷靜思索的上乘文學。
輪盤運氣始終不佳的杜斯妥也夫斯基，在德國威斯巴登輸光了所有預支的稿費，四處躲債，狼狽不堪，不過卻為此貢獻了兩部文學作品──《罪與罰》和《賭徒》。托爾斯泰的豪賭讓他賠上家產晴園裡一棟最有價值的屋子當作抵押，他後來痛定思痛，寫出《戰爭與和平》，並靠其版稅將房子贖回，從一個層面看，沒有那場賭博桌上的狂輸，就沒有《戰爭與和平》這部文學巨著的產生。對於這段年少的荒唐時光，托爾斯泰並不避諱，在《戰爭與和平》中就出現這麼一幕經典賭局：逢賭必贏的陶洛霍夫硬逼尼古拉‧羅斯托夫上賭桌，並從五盧布的小注起一路贏了尼古拉四萬三千盧布的天價，然而這兩人其實是好友，何以在賭桌上弄到近乎攤牌似的對決呢？尼古拉心中儘管惶惑，但不是完全摸不著頭緒，果然局後陶洛霍夫對他說：「你一定知道那句俗語：『情場得意，賭場失利。』你的表妹（宋妮雅）愛上你。這我知道。」陶洛霍夫主導的這場賭局其實是一場復仇，他非要賭贏情敵尼古拉以報被宋妮雅拒婚的痛苦，而四萬三千盧布的數字四十三是他和宋妮雅年齡加起來的總和。這麼一來，對賭博的單純熱忱就轉而成為一種對愛情和生活的激情，而這無所不加以吞噬的激情玩弄著的也正是最為可貴的人心。這一種形式的賭正是最典型的俄羅斯式的賭。
俄羅斯經典小說家筆下的賭徒，大致上說來分為兩種類型：一種精於計算，另一類是聽天由命。《戰爭與和平》裡的陶洛霍夫說過：「傻子才靠運氣（賭）。」他就是一種精於計算的賭徒類型，不過更多俄國賭徒是介於這兩者之間的綜合類型。以普希金的《黑桃皇后》為例，主角蓋爾曼是一個狂熱的賭徒，他每一場賭局必然「在旁」觀戰，但是本人卻是從不上賭桌，為何？因為他沒有必勝的把握。日耳曼人謹慎小心的天性（蓋爾曼這個姓氏意味著他是德國人的後裔）還保留在他身上，讓他有別於一般俄國賭徒，他一直等到取得必勝牌的祕密後，這才上牌桌衝殺，而且所向披靡，所以他對賭的狂熱激情其實還是臣服於理智的制高點之下。普希金筆下的蓋爾曼，從名字到個性都呈現了一種混雜性：一個德裔俄國人；一個受理智主宰的狂熱賭徒。
再來看萊蒙托夫的〈宿命論者〉，這真是充滿神祕氣息的一篇故事，一個聽天由命的賭徒烏里奇對上精於計算的賭徒畢佐林。烏里奇要驗證這世上究竟「人能不能隨意支配自己的生命，或是每一個人死亡的時刻都是事先注定」，而畢佐林立即用二十個金幣跟他賭這世上「沒有定數」。烏里奇從牆上拿下一枝槍，扳下槍膛，向火藥池裡填火藥，過程中神態一派平靜，然而畢佐林卻在他臉上看見死亡的印痕，他跟烏里奇說他一定會死，烏里奇平靜地回答：「或許是，或許不是。」跟著畢佐林抽出一張牌，是紅心Ａ，決定命運的牌，烏里奇扣下扳機，奇蹟卻出現，子彈沒有射出，他人好端端沒事。眾人對眼前之事議論紛紛，但心底對宿命論說卻信了九成，連畢佐林也說他開始相信命運，但「死亡印痕」讓他還是認為烏里奇今天會死。烏里奇不悅，拿起賭贏的錢離去，未料在半路上慘死在喝醉酒發狂的哥薩克人的刀下。
烏里奇是典型的宿命論賭徒，從他在槍林彈雨中也要把賭金算清，就可以看出他對賭的狂熱，以及把命運交給天的宿命觀。關於這一類賭徒的性格可以用萊蒙托夫的另一首詩來解釋：
不論伏爾泰和笛卡兒怎麼說──
於我而言，世界就是一副牌
生命是賭本；命運發牌，我來賭牌，
按照遊戲規則應對人。
相較於烏里奇，畢佐林顯得理智許多，當所有人追捕發狂的哥薩克人，在一間空屋找到持槍拒捕的他時，畢佐林忽然興起要和命運一賭的意願，但這場賭也充分顯示他精於計算的性格：他吩咐手下到前屋埋伏，要另一組人負責向哥薩克人喊話，轉移其注意力，畢佐林自己則繞到屋後，待一切準備就緒，他躍窗而入，順利制伏哥薩克人，成了英雄，也賭贏了命運。嚴格說來畢佐林是杜斯妥也夫斯基所說的那一類懂得賭的人，也就是自始至終都保持冷靜，絕不激動。畢佐林對賭博的態度如此，看待愛情也一樣，所以他總是在賭贏愛情的瞬間感到索然無味，因為他把全部精力都放在「贏」得對方愛情的征服過程中，這也是他追求的全部意義，除此以外再無其他。
看完萊蒙托夫的〈宿命論者〉，再回頭看杜斯妥也夫斯基，會發現這兩位作家屬於同一派別，筆下賭徒都是宿命一類，而且喜歡鑽研心理狀態。《賭徒》裡的阿列克謝總是不斷分析自己的賭徒性格，他清楚要當贏家就應該保持理性，但是他卻仍舊傾向以非理性、福至心靈的預感決定輪盤的押注，他甚至不時譏諷那些喜歡把一切風險機率都計算清楚的賭客，藉以顯示俄國賭徒的與眾不同。這麼一位激情式的賭徒阿列克謝，只要一上輪盤桌就會陷於狂熱的狀態，任由強烈的預感主宰他的輸或贏，簡單說，不論輸贏的結果他都接受，因為他臣服於自己內心狂熱的激情，完全不打算掙扎。其實對賭博和對愛情他都是一樣的態度，即使內心十分清楚不論輪盤或是波林娜都不會讓他得到幸福，但是阿列克謝追尋的豈只是庸俗的幸福呢?!
不論是普希金的蓋爾曼，或是萊蒙托夫的畢佐林和烏里奇，或是托爾斯泰的陶洛霍夫和尼古拉，又或是杜斯妥也夫斯基的阿列克謝、波林娜等，這一個又一個的俄國賭徒從來都無法滿足於平凡普通的幸福，他們都是天生的賭徒，受狂熱和激情所驅使，如果他們相遇，可能彼此惺惺相惜，或是玉石俱焚，或是擦身而過，不知去向，但是在文學舞台上俄國賭徒確確實實留下了自己的身影，無法抹滅，但那不是結局，而是無限的無限。
作者簡介
熊宗慧中國文化大學俄語系、俄語研究所畢業，俄羅斯國立莫斯科大學語言系文學博士。現任文化大學俄語系、政治大學斯拉夫語系兼任助理教授。著有《當酸黃瓜遇上伏特加》，譯有《阿赫瑪托娃抒情詩選》、《包心菜奇蹟》、《夜巡者》、《我要！》、《索涅奇卡》、《您忠實的舒里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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