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紐約遊蕩了兩個多月，要回台灣時，才知行李多到嚇人，有MoMA買的畫冊、烏茲塔克音樂節的紀錄片，還有我在Kim’s Video發現的Brothers Quay的動畫片，當下愛不釋手。我跪在地上整理，哪樣也捨不得放，於是全使勁塞入箱中，再往秤上一擱，早就超過航空公司的重量限制。我拿出部分改成手提，但眼看著就要趕不上飛機，只好東拉西拖，急急奔下樓，招輛計程車便往機場去。
司機是個黑人，長得精瘦，下車幫我開後車廂，笑得露出了一口白牙，說那兩只箱子比我的人還要高大。我滿頭大汗，往車子後座一鑽，放下手上大包小包，又把掛在脖子上的單眼相機取下，丟在身旁，總算鬆了口大氣。
我默默看摩天高樓在窗外飛逝，忽然有了些許惆悵的離情。但黑人司機卻很健談，問我來自哪裡？去向何處？我照實回答了，他便說起自己是北非人，經法國移民到紐約，才兩個月。雖然說慣了法文，英文不夠好，但他喜歡紐約，「這裡是一個充滿機會的天堂，只要努力，就能夠發大財。」他說自己每天戰戰兢兢，不喝酒不吸毒，也不要女人，就怕被告性騷擾，從早到晚努力開車，夢想會有出頭的一天。
聊著聊著機場到了，我又是大包小包，下車還得拉行李，司機遞給我一張發票，便笑著揮別。我穿過人群，氣喘吁吁來到航空公司櫃台前，往胸口一摸，空蕩蕩的，這才發現不妙，相機忘在車上了。於是我也顧不得行李了，轉身狂奔出去，計程車早已不見蹤影。我急得大哭，那架相機不但珍貴，還有特殊意義，於是接下來兩天轉機中，我抓緊每個空檔，狂打紐約計程車的服務專線，光憑發票上的一組車號，就算是翻遍了整座紐約，也得把那個司機找到。果然找到時，他卻推說沒有看見，必定是被別的乘客拿走了。
我只好悵恨回到台灣。十多天後，我忽然接到紐約的消息，說相機找到了，於是輾轉送回台灣。失而復得，我捧著相機，幾乎不敢置信，而裡面還有最後一捲底片，我拿去沖洗，竟在一疊照片中發現許多黑人的身影，有在機場拍的，也有在一間公寓內拍的。我在照片中認出了司機的臉孔，而其他陌生人想必是他的同伴，大概也是遠自北非來，和他合擠在破爛的公寓裡，而家具只有一張攤在地上的床墊，幾隻鐵椅。
我一直猜想，他為什麼終究把相機還給了我？是良心不安呢？還是如他所強調的，為了成功，凡事都得小心。他才到美國兩個月，美夢還不及幻滅，大蘋果的滋味也還是甜的，只沒想到一架小小相機，竟把這些蝸居在紐約貧民窟移民公寓的黑色臉孔，遙遙傳送到了台灣的我的公寓裡。
◎作者簡介
郝譽翔
台灣大學中國文學博士，曾任東華大學中文系教授，現為國立中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教授。著有小說集《那年夏天，最寧靜的海》、《初戀安妮》、《逆旅》、《洗》、《幽冥物語》及散文集《溫泉洗去我們的憂傷》等多部著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