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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艾克諾夫（George A. Akerlof）和他的學生、現任杜克大學教授克蘭頓（Rachel E. Kranton）合寫了一本《認同經濟學》，顯示出人們主觀的非經濟認同因素有很大的經濟效果。我認為「志氣」這種更主觀的因素，無論對國家經濟和公司經濟，其實更為重要。有「志氣」始能改革創新，少了「志氣」，就只好因循度日。
二○○八年金融海嘯後，亞洲《華爾街日報》在某一天的專刊上，對所謂的「阿爾卑斯工業圈」做了極大的推崇報導。「阿爾卑斯工業圈」乃是全球唯一不受金融海嘯影響的地帶。那是個以瑞士羅賽恩湖為中心、直徑兩百公里的地區，範圍涉及瑞士、德、法、義等國。
這個地區興起於宗教改革時代，那時瑞士當權的是殘忍嗜殺的喀爾文，於是其他教派的信徒遂只得向山麓地帶逃難，由於地區偏僻、生活不易，於是工匠們遂立志「要用最少的鋼鐵，做出最輕而昂貴的商品」，於是製造工序多、附加價值高、可以增加就業、運費也相對較為便宜的鐘錶業就在這裡出現。這個地區極為重視高精密工藝傳統，今天諸如飛機發動機的零組件、醫學上的人工關節、資訊的微處理機，以及許多中歐的名牌工藝都在這裡落腳。「要用最少的鋼鐵，做出最輕而昂貴的商品」，這是何等的「志氣」？
前兩年，我讀了當代神經科學大師柏恩斯（Gregory Berns）所著的《打破陳規的人》，該書指出有一種人，他們的腦筋就是和別人不一樣，大家都認為不可能之事，他就是不信邪，一定貫徹到底。就以汽車祖師亨利．福特為例，他最先搞蒸汽機，後來又搞電，最後立志要做「不用馬拉的車子」，他最先設計了既重又貴的Ａ型車，可謂完全失敗；但他鍥而不捨，終於發展出燒汽油的雙汽缸引擎，又從法國引進輕而韌的釩鋼，於是現代汽車出現了，他第一年就賣了一萬六○七輛。他的「不用馬拉的車子」，又是多大的「志氣」。
除了亨利．福特外，柏恩斯又提到現代調頻無線電之父阿姆斯壯（Howard Armstrong），當時歐美都只到調幅無線電的程度，他相信調頻自有價值，他開發出了無線電的新頻域。他雖然沒有賺到錢，但卻賺到了科技史上不朽的聲名。偉大的政治家、企業家、發明家，都有這種不信邪的「志氣」。
「志氣」這種東西，不僅個人如此，對一個國家亦然。今天全世界為什麼會推崇南韓，主要是南韓的「志氣」。南韓只不過是個中型的新興國家，當年台灣在搞十大建設時，南韓仍遙遙落後，南韓的觀摩團還不斷來台訪問。但到了今天，南韓已快速轉型，確定了科技立國的方向，擬定了全方位的科技產業政策，三星敢拚美國的蘋果，現代汽車則在拚日本的豐田，南韓要在二○二五年成為全球科技前七大、資訊化前五大、航空工業也進入全球前七大。除了科技之外，「韓流」文化已進入了全球庸俗的文化市場，南韓也要把韓式料理發揚為全球五大飲食之一，甚至還想成為漢醫藥及漢文字的研究中心。南韓只是個中型國家，但它的「志氣」卻完全是大國格局。
南韓的發展除了用「志氣」來解釋外，其他解釋都很難講得通，今天的南韓仍然國家分裂，北韓雖然落後，但也強韌無比。南韓在九七年的亞洲金融風暴時受創極重，許多財團因此溜走。面臨如此巨大的內外挑戰及美國強勢的指導，培養出南韓堅強的主體性。
一、南韓兩大黨無論左右，都有韓國人的認知，不讓南北韓關係搞成尖銳對立，南韓前總統金大中和盧武鉉的「民主聯合黨」（ＤＵＰ），甚至為了追求朝鮮半島和解，金大中敢和美國前總統柯林頓對嗆，盧武鉉則和美國大使對罵。南韓也違背美國意旨和日本搞對立。但因此失去美國的支持嗎？沒有，美國反而更加尊重南韓。
二、南韓歷經波折，更加了解自立自強的重要，她誰也不靠，一切靠自己，那種全方位的改革轉型及發展，真是近代少見的特例。她是個有「志氣」的國家。
相對而言，當今的台灣似乎就是少了志氣。馬政府上任迄今，最得意的不是自主的改革轉型，而是ＥＣＦＡ（兩岸經濟協議）。對於ＥＣＦＡ，我是打從頭就不同意，我認為那是一種依賴，只會敗壞台灣自己的基礎，由四○五期《財訊》的封面故事，ＥＣＦＡ之害已清楚可見。我甚至認為馬政府的依賴，最後會使兩岸分化為一種秩序，大陸居於上中游，台灣則在下游，台灣的核心產業將以餐飲、觀光旅遊、服務業等低技術、低薪資的行業為主，近年來馬政府都在宣揚台灣的這種特色，這已反映了他們對台灣未來的想像，這也就是台灣的香港化。
南韓是個有志氣的國家，因而躋身二○─五○俱樂部；而台灣則只有依賴，前陣子鼓吹ＥＣＦＡ，宣稱有了ＥＣＦＡ就可敲開東協大門，但就是不談自己的經濟轉型，現在還是不談自己的未來方向，又在開「八年入Ｔ」的空頭支票。我認為美國一廂情願主推的ＴＰＰ（跨太平洋夥伴協定）將來不可能有太大角色，馬政府對ＴＰＰ可能又是空頭支票。台灣最近也在吹噓什麼亮點產業，人們已在擔心，台灣將來大概要靠鳳梨酥及小吃業來救經濟了！南韓有大志氣，台灣的志氣小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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