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兩岸學運領袖看台灣崩世代
前客委會主委羅文嘉，不僅是民進黨「野百合學運世代」悍將之一，更曾是台灣地方自治史上最年輕的政務官，在台灣政壇迭創紀錄。而十月將出新書《王丹回憶錄》的大陸民運人士王丹，則是六四天安門中國民主運動的學生領袖之一。
（圖片提供╱新新聞）
王丹小羅文嘉三歲，兩人從年輕就分別是兩岸學運重要推手，對於民主運動推展更是不遺餘力。年屆中年，一個來台教書，一個已是鄉野之人。《新新聞》為饗讀者，特邀王丹與相識十多年的老友羅文嘉，對談他們生命中的民主火花。以下為對談實錄：
現在的生活
羅：有時間讀書，朋友也變多了
王：不覺得與台灣人有太大差別
《 新新聞》(以下簡稱「新」)：兩位如何互看對方現在的發展？
王丹(以下簡稱「王」)：文嘉應該更海闊天空吧(大笑)。在民主化社會，政治占比會愈來愈小，文嘉淡出政治圈將有更大的發揮空間。包括他現在做免費英文班、客家文化保護，都是對社會最基礎的貢獻，一名台灣中生代政治人物，能找到一條更新的路，讓台灣有更永續的民主發展，我覺得非常好！
羅文嘉(以下簡稱「羅」)：我也這樣覺得。回想過去的生活，跑婚喪喜慶，永遠匆匆來去，永遠遲到早退。現在反而有時間靜下來讀、寫些東西，老朋友也都突然出現了，可能以前我在做政治工作時，他們覺得我忙，不好意思吵我，現在我有多的時間和心靈空間，朋友變多了。
現在最常被問：你將來會不會回政治圈？前幾天回鄉下，聽雨水打在屋瓦上，劈哩啪啦睡不著，就想大家都說我解甲歸田，其實也沒錯。那回不回去呢？甲都卸了，掛在牆上，再穿回去也費力，就讓它掛著吧。
王：我一直是按部就班，ＰＨＤ畢業後找教職，同時搞社會運動，生活雙軌並行，其實沒有太大變化。在美國時的強烈流亡感，來台灣後沖淡很多，這裡就像第二個家，除了不會說台語外，真不覺得自己與台灣人有太大差別。
尤其在這接觸到大批來念書的陸生，聽到很多大陸發生的事，也聽到不少年輕人的想法，對我有很大的鼓舞。我發現，台灣年輕人比較沒有危機感，或許因為社會較富足，但台灣前途並不一定那麼美好，政治上來自大陸的壓力，經濟面臨韓國等競爭，以後不會是天堂的生活。我都告訴學生，要增加危機意識與競爭能力，你未來要撐起台灣，台灣以後可能面臨更險峻的環境。
羅：我想到年輕時，跟王丹幾次交會，都以十年為周期。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他在北大我在台大；九九年再見面，他流亡到台灣；○九年我們開始討論辦雜誌，成立平台、研究室，討論兩岸之間的問題。
王：所以二○一九年是要怎樣？(兩人相視大笑)
（圖片提供╱新新聞）
看學生運動
羅：學生反威權，站在政黨前面
王：按讚表示關切，能化為行動
羅：你講台灣年輕人，其實每個時代有不同的背景與故事，時代不同，故事必然不同。我們那時代台灣變化最劇烈，所以我們投入社會運動理所當然。後來台灣民主化，政黨輪替，原來反抗權威的社運自然縮減。一直到最近兩、三年，我才又感覺另一種年輕人反抗社會的力量變得比較被看到。
新：你看到年輕人怎麼反抗社會？
羅：就講前十年好了，看學生運動不是沒有，就是都很微弱，印象中只有樂生療養院的保存案。可是最近一、兩年明顯頻率、次數、主動性都加強，像之前野草莓、反美牛(王：反國光石化。)對，還有文林苑到旺中，你看得到已成形的一股力量。
還有一個特徵跟當年不一樣。當年是政治運動走在前面，政黨反抗統治者的力量比我們更大更前面，最近一、兩年，則看到學生反抗權威遠遠站在政黨前面，你會覺得奇怪，反而看不到反對黨的角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