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史迪勒（Alexander Stille）的牆上，有張義大利黑手黨，排排站在法庭受審的照片。讓人一目瞭然，他調查報導的新聞重點。
長期在新聞第一線工作，〇四年北卡羅萊納州的一次採訪，卻讓他深深感到美國政治、媒體遭逢的雙重危機，決定回到普立茲獎創辦的哥大新聞學院開課。
近幾年，他關懷的重心之一就是不平等。他認為，許多美國人願意忍受貧富差距，是因美國曾經給人平等的機會，讓窮人有機會變成有錢人。但過去三、四十年，社會階層流動機會變少了，這是對美國社會的一大挑戰。他寫下自己的觀察：
高成長伴隨所得分配惡化，是耳熟能詳的事實；中國和印度就是最新的例子。但在已開發國家，最近卻有個新趨勢：經濟低成長，所得分配竟然也惡化？
巴黎經濟學院經濟學家皮克提（Thomas Piketty），試著解釋這個奇妙的現況。
他研究法國兩百年的GDP數字發現，法國經濟自一八二〇年至一次世界大戰前，有兩大特色：一，經濟成長率極低，約只有一％；二，繼承財產佔經濟體的佔比極大；約有二到二成五的GDP，控制在同一群人手裡。遺產年收益有二至三％，但新投資每年報酬率僅僅一％。
這限制了社會流動，也激起社會階級的分化。這個現象，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才改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改變更為明顯。一九四五年後，法國很長一段時間，享有高達五％的經濟成長率。繼承財富佔法國GDP比例，也降低至五％，這段時間，正是法國社會流動的黃金時光。
不過，好日子已經結束。過去二十年，法國經濟低成長，而繼承財富佔GDP比例，又提升回一二％。
低成長與繼承財富佔比提高，應該就是問題所在。同樣地，過去十年，歐元區的GDP平均成長僅一％。而美國自一九七三年後，成長率減速至二％，是一八七〇至七三年間四％的一半。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Joseph Stiglitz）一直相信，低成長與所得分配惡化，必然相關。但他歸結的因果關係，與皮克提恰恰相反。他認為，不是低成長造成所得分配惡化；而是社會不平等造成經濟低成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