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史迪勒(Alexander Stille)的牆上,有張義大利黑手黨,排排站在法庭受審的照片。讓人一目瞭然,他調查報導的新聞重點。
長期在新聞第一線工作,〇四年北卡羅萊納州的一次採訪,卻讓他深深感到美國政治、媒體遭逢的雙重危機,決定回到普立茲獎創辦的哥大新聞學院開課。
近幾年,他關懷的重心之一就是不平等。他認為,許多美國人願意忍受貧富差距,是因美國曾經給人平等的機會,讓窮人有機會變成有錢人。但過去三、四十年,社會階層流動機會變少了,這是對美國社會的一大挑戰。他寫下自己的觀察:
高成長伴隨所得分配惡化,是耳熟能詳的事實;中國和印度就是最新的例子。但在已開發國家,最近卻有個新趨勢:經濟低成長,所得分配竟然也惡化?
巴黎經濟學院經濟學家皮克提(Thomas Piketty),試著解釋這個奇妙的現況。
他研究法國兩百年的GDP數字發現,法國經濟自一八二〇年至一次世界大戰前,有兩大特色:一,經濟成長率極低,約只有一%;二,繼承財產佔經濟體的佔比極大;約有二到二成五的GDP,控制在同一群人手裡。遺產年收益有二至三%,但新投資每年報酬率僅僅一%。
這限制了社會流動,也激起社會階級的分化。這個現象,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才改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改變更為明顯。一九四五年後,法國很長一段時間,享有高達五%的經濟成長率。繼承財富佔法國GDP比例,也降低至五%,這段時間,正是法國社會流動的黃金時光。
不過,好日子已經結束。過去二十年,法國經濟低成長,而繼承財富佔GDP比例,又提升回一二%。
低成長與繼承財富佔比提高,應該就是問題所在。同樣地,過去十年,歐元區的GDP平均成長僅一%。而美國自一九七三年後,成長率減速至二%,是一八七〇至七三年間四%的一半。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Joseph Stiglitz)一直相信,低成長與所得分配惡化,必然相關。但他歸結的因果關係,與皮克提恰恰相反。他認為,不是低成長造成所得分配惡化;而是社會不平等造成經濟低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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