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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初，高雄市一名剛滿十八歲的青年在賣場裡，偷了總值約百元的泡麵和餅乾，當場被扭送前鎮分局。員警訊問後才知道，年輕人和十九歲的哥哥相依為命，兩人的父親過世、母親住院，青年高中畢業兩個月來一直找不到工作，在超商工作的哥哥，月收入約二萬元，繳付房租和水、電費後，所剩無幾；不好意思老是向哥哥伸手的青年，在餓了五天後，走投無路只好偷泡麵裹腹。
同在高雄市的另一個角落，一名失業的婦人鬱悶撞牆，先生無法制止，報警請求協助。員警到場後才知道，婦人失業良久，先生靠打臨時工維持有一頓、沒一頓的家計，膝下兩個女兒，大的一歲多，小的才三個月，還有失明的婆婆需要人照顧。當天婦人因買不起一罐六百元的奶粉，才在孩子餓肚子的哭鬧聲中，自責撞牆。
這二件生活陷入極度困頓的案例，依目前法令制度，都無法從政府管道得到絲毫救助，我們的社會救助制度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缺陷一：認定標準不夠全面
內政部在九月二十二日公布的最新統計資料顯示，截至今年六月底，全台低收入戶有十三．七萬戶，中低收入戶則有七．一萬戶，人數分別高達三十三．八萬人和二十二．八萬人，總計五十六．六萬人；去年年底，全台中低收入戶暨低收入戶的人數，僅有四十三．四萬人，短短半年，台灣增加了十三萬名「新貧族」。
新貧族增加，全台灣有更多類似偷泡麵青年或是撞牆婦人的無奈故事，在社會角落上演。
大環境不景氣早已不是新聞，但是不被認定為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的「個案」，難道都要靠登上媒體版面，才能獲得救助？
《社會救助法》新制甫在去年七月一日上路，其中最重大的變革，就是讓「中低收入戶」首次入法，擴大照顧弱勢族群。同時也引用先進國家如歐盟、ＯＥＣＤ（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的「貧窮線」計算標準，以「可支配所得中位數的百分之六十」作為台灣「最低生活標準」的依據。儘管新制具有諸多前瞻立意，但在現實狀況下，社會救助制度仍有不少死角。
缺陷二：以家戶為計算單位
台灣社會福利總盟祕書長許主峯指出：「去年新制上路期望照顧的人數，今年連一半都沒有達到，這些來不及照顧的中低收入戶，生活處境反而更惡化，結果就反映在今年大幅增加的低收入戶數字。」政府無法及時協助中低收入戶脫貧，就要付出更多預算，來救助低收入戶。
就以最近這兩個引發社會關注的例子來說。偷泡麵青年因已成年，於法被列為有工作能力者，所以不能申請低收入戶資格；然而，該青年僅有高中學歷，又還未服過兵役，雖然有工作能力，但卻找不到肯雇用他的單位。而婦人的處境則是，一個屋簷下有三代十人同住，其中五人是有工作能力的成年人，住屋又為婆婆所擁有，因此也不符合低收入戶的申請標準。
立委陳節如一針見血指出，以戶為社會救助的計算單位，就是目前最大的問題。她表示，「我一直呼籲，要以個人為單位，這是所有先進國家的觀念。我們法律規定，一個人年滿二十歲就是成人，父母也不再有監護權，但是社會救助卻是由家庭來認定他能不能得到補助。」
此外，現行《社會救助法》中，把財產認定的標準下放至各地方政府主管機關審核，也成為貧戶無法達到申請門檻的問題。《社會救助法》第四條明定：「低收入戶，指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核認定，符合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在最低生活費以下，且家庭財產未超過中央、直轄市主管機關公告之當年度一定金額者。」
缺陷三：標準下放地方政府
法條中所謂的「戶籍所在地之主管機關」，全台光是五都，就有五個最低生活費的標準，以及五種家庭財產限額，其餘縣市又分為台灣省和福建省兩種，亦即全台就有七個地方核定機關。
看似能根據各地生活水平，劃出不同的最低生活費額度；但實際上反而是把偏鄉或郊區的生活水平和都會的標準綁在一起，離鄉背井在都會區生活的貧戶，也會受限於戶籍地的最低生活費標準，無法獲得適切補助。
再者，法條把不動產納入家戶財產的限制條件中，也凸顯出對「收入」認定的瑕疵。陳節如表示，「有的貧戶是什麼都沒有，只有一間房子可以住，尤其在鄉下，很多人反而因此無法申請到補助。
新制上路後，內政部對外表示，期望有八十二．四萬人可以納入社會救助體系照顧，截至今年六月，被認定為中低及低收入戶者，也只有五十六．六萬人，對於數據上的落差，內政部的說法是：「還有很多人不知道新制上路。」實際上，社會救助制度的宣導與執行，多半還是由地方政府執掌；一個中央，各自表述、各自運作，不免讓外界質疑新制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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