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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第一本書《旅人》開始，胡晴舫便流動為率性睿智的文體，出入在城市與人性、繁華與淒涼的縫隙間，寫出《濫情者》、《她》、《機械時代》、《人間喜劇》、《辦公室》、《我這一代人》到最新的《第三人》等書──立論犀利，酣暢淋漓，入於框架又拆解框架，每每恣肆直言，不免也被貼上許多符號。對世相冷眼熱腸，周遊國際各大都市，公眾形象俐落中帶點神祕，胡晴舫，又是如何言說自己呢？
Q.作為一個「旅人」，在扁平化的現代世界遊走，從台北出發，在巴黎、倫敦、紐約、香港、上海、北京、東京落腳，妳曾感到厭倦嗎？現代人可否真的沒有原鄉？
A.就一般的定義，我的原鄉，應該是台北市。然而，我認為的原鄉，是你到某個地方，當地的人愛你，你也愛他們，地方與人的氣質融洽，也就是俗話說的「有家的感覺」。流動，是現代人常有的狀態，為了求學、旅行或工作而移動到他方，可說稀鬆平常，我常在臉書讀到：「我下星期要到東京，有人要一起去嗎？」「我幾號在紐約，你在不在？」我《旅人》寫得早，很早就點出現代人流動的特質，但現代人到最後，不一定要回到出生地，而其認定的家，也不一定是出發點。
城市有個很棒的性格，它開放給沒有原鄉的人，讓流離失所者可以住下來。全球化回不去了，雖然它絕對會被修正，也應該修正，但這樣的狀態，並不讓我覺得寂寞，我到哪座城市，只要有人願意與我交朋友，我就能待下來。這很像十九世紀的巴黎，從中型城市擴張為大都會，匯集了大量外來人口，騙子、妓女、商人、作家都來了，人的身分改變、金錢在滾動、階級浮沉，巴爾札克觀察並寫下來，才有那些偉大的作品。全球化也是這樣，吸引世界各國的人到大都市博一把，我見過也認識一些長輩，原是來自英國倫敦、印度孟買、或中國廣東鄉下的窮小子，到香港撈到第一桶金，轉眼間，成為呼風喚雨的大人物。
Q.妳的文風向來冷冽犀利，引用理論，融入社會學式思考，文字絲毫不感生硬，相當流暢好讀，請問是如何鍛鍊出來的？妳又如何看待作家這個身分？
A.在過去，寫作的人就是思考的人，思考的人就是寫作的人，如托爾斯泰，既是思想家、慈善家，當然也是小說家；後來，受現代市場行銷學的影響，將作家分類，文學自動讓位給新興的社會科學，變成一門冷僻的專門學科，不再主動詮釋世界。我剛寫作的前幾年，出版社問我，妳寫的是議論文、小說還是散文？出版社無法分類我，便要求我說清楚，否則沒辦法賣書。然而，寫作只有好與壞，沒有分類的問題，我傳達一件事、說一則故事、描述這個世界，只求找到好工具，何必強行分類？文字是一種思考的方式，抒情其實為了表達思考，而理性也是一種抒情，因為人思考，才會有情感的起伏變化，文學就是表達這種思考的過程。
台灣雖已解嚴，許多人仍會自我閹割，放棄思考，所以才會走美文及小資情調這條路，但不是只有抒情美文才叫文學，就舉帕慕克（Orhan Pamuk）為例，他的文字不只美，還有思緒在流貫，表達情感時偶有意象出現，卻不會為了追求美而精雕細琢。我寫作時，若沒有想清楚，就下不了筆，醞釀期往往很長。我當然也可將文字寫成棉花糖，又甜又漂亮，表面上好像說出什麼東西，裡頭卻是空的。
我認為，寫作是一種手工業，在大家都追求樣式漂亮且價格便宜的宜家組裝家具時，要如何說服消費者，去買一個耗時費工又標價昂貴的手工家具。我們這一代的作家，若稍微有點野心，寫作之路會相當艱難，讀者選擇太多，作家又被社會邊緣化，一定會比較寂寞的，但我很能接受這個現實，非常接受，想清楚了，就覺得無所謂。台灣以前市場小，圈子性格很重，但面對香港、大陸等華人市場，甚至迎接全世界文學的競爭，只靠小圈子與台灣的文評家不夠的，如果我們的文學要走出去，得再勇敢一點，打破自己的習性，打破公式，不要怕寫不一樣的東西。
Q.新書為何取名「第三人」？相較之前著作，涉及範圍更廣，議論力道強勁，其出發點奠基於何？
A.這書本來要取名「第三者」，因從來我就覺得，我像個無關緊要的局外人，如卡繆（Albert Camus）所言：「身在其中又不在其中」。只是，卡繆與存在主義俱往矣，我們這些虛無的人都還活著，只能思考如何繼續活下去，如果有可能，稍微活得自在點。
從小我就沒有太受歡迎，同學老師討厭我，做壞事總被抓包，同事也不喜歡我，我穿著盡量平常，就怕被注意到，我不去混圈子，因自知圈子內的人不歡迎，我對「討喜」這件事感到絕望，我就像個第三人。
然而，在菁英圈子內，事情孰輕孰重，易受同儕影響，若不在圈子內，先後次序就會不一樣。每次上臉書，看到台灣朋友所關注的，與我有所落差，便深感焦慮。台灣的圈子與市場規模很小，優點是相濡以沫、疼惜彼此；缺點是，一致性太高，易出現盲點。於是，第三人的角色就跳出來了。
Q.《第三人》開頭〈想像一座島嶼〉，大篇幅批判台灣的困境，那急迫性與焦慮感，從何而來？台灣困境的根本原因，妳認為是什麼？
A.九○年代末開始，我眼睜睜看著其他國家提升，都市逐漸完善，鄉村生活富裕，台灣非但沒有進步，還掉了下去。大家口口聲聲說「愛台灣！」，呼口號、灑狗血，在臉書上按讚，但要掌握台灣前景，光是強烈的鄉土之愛還不夠。我雖這幾年常駐外地，但每個禮拜都按時交稿，連寫十二年的報紙專欄，談的皆是台灣的問題。我可以選擇不說話，但我說話了，是因我理解到取悅上一代不是我的責任，捍衛下一代是我的責任。
《第三人》許多文章寫得相當沉痛，我不是檯面上的人，是無關緊要的人，我也沒有野心當意見領袖，現在，竟然輪到我這種人來點醒，為此，我內心焦慮，而且越來越焦慮。台灣最寶貴的地方，是容許複雜度，現在卻被許多意識形態、城鄉對抗與無關緊要的事所糾纏，我認為，那來自思想的怠惰，是政治操作的結果。
我一直關心「人」如何活得更好，不會侵犯別人又不會被侵犯，這不光是國際政治與全球化的問題，小到跟伴侶、父母、鄰居的相處也一樣。我經歷過戒嚴、解嚴，學運世代都是我的學長姊。道德上的熊熊燃燒，讓我很害怕，我常遭貼標籤，厭惡道德霸凌，在過去我會閉嘴，逃跑，盡量逃得越遠越好，現在我比較勇敢，會持續的發聲，即使很微弱令人討厭，但只要有助於社會的平衡，我就不會停止。
Q.《第三人》字裡行間，充滿了批判與反省，欣賞的人擊節讚賞，也有人覺得妳這個「第三人」打高空，乃知識分子的高傲，妳如何回應？
A.我是一個「人」，從我的普通生活出發，觀察這個世界，將經歷過的事，做記錄與反省，然後把意見講出來，有人贊成很好，有人反對也很好，無論內容是大眾或小眾，我都不在意，我會繼續寫，是因為我還有話講。如果有人只讀了我文章的一小段，不去了解整篇或整本書的脈絡架構，因而跳腳、誤解、貼我標籤、把我邊緣化，這不會影響我、也不會打擊我。從我開筆寫作之始，就不少人往我身上貼標籤，我已經無感了。但請注意，在貼標籤的同時，會簡化很多思想、簡化很多句子，截斷對話的可能性，這就很可惜了。
這世界太複雜，簡化的語言已無法描述這個複雜的世界，從《我這一代人》開始，我就講得很明白，要去擁抱複雜，承認這個世界是不可解的，一旦承認這個現實，就不會去簡化問題，而試圖能去理解、溝通。
我也有虛榮心，也有脆弱的一面，也需要被認同被接受，但文本一出手，就與作者無關，莎士比亞已經死了，無論讀者喜不喜歡，他都不會知道。文本公開後，被批評或欣賞，甚至誤讀，都避免不了，也不能干涉，閱讀是自主且私密的事，也是一種再創造，讀者雖不喜歡我的觀點，若因此受到刺激開始思考，這就會讓我感到榮耀。
Q.為了面對這個複雜的年代，符號往往被當成工具使用，促進社會運轉。在妳的著作中，不斷在拆解這些符號，會不會社會就因此停擺？如同手錶是標示時間的工具，當妳拆解手錶，把齒輪等精密部件分開，會不會就組裝不回去，喪失原初的功能？
A.我不認同符號當作社會運作的工具，事實上，文學教會我如何抵抗符號化的誘惑。再說，在拆解的過程中，我也不斷在尋找出路，提共解決方案。在這個社會，每個人有每個人的工作，我畢竟是文學出身，生性不相信社會既有框架，我雖沒打算動手炸毀這些框架，卻無法坐視這些框架去任意迫害個體，讓個體活不下去。
認定手錶經拆解就一定組裝不回去是錯的，理解手錶內的構造後，可以加點油、調整零件，組裝回去後運作將更順暢。有拆解，才能完善。全球化本身問題很多，但在大原則上，我擁抱全球化，相信流動與自由，所以我拆解它，理解制度的利弊與權力的來源，如全球化資本流動對在地市場的迫害，要深入了解分析，才有解決的可能。我拆解的最終目的，是修補這個制度，再組裝回去，不必然造成停擺，反而可以讓它運作更長久。
Q.可否談談王文興？
A.我讀大學時常蹺課，在外頭搞劇場、交男友、讀閒書，完全不做正事，蹺到同班同學都忘了我，大學畢業紀念冊獨漏我的照片。但我這麼愛蹺課的人，卻認真上了兩年王文興老師的課，那時教材是凱薩琳．曼斯菲爾德《玩具屋》與萊蒙托夫《當代英雄》，王老師在課堂上會點名提問，我是唯一會舉手主動回答的學生。
我在王老師身上，學到對文字的謹慎，以致寫作生涯的初期，文章都不長；他實驗文字的膽量與勇氣，也影響我，偶在作品中嘗試，但因為我相信白居易的婦孺皆解，因此不可能推到極致，也無法像他一樣閱讀緩慢，一日才一千字，我太愛亂看雜書了！王老師還樹立了典範，他讓我知道作家可以是一個很漂亮的人，這個漂亮不是裝扮相貌，而是氣質神韻，可以安安靜靜站在那裡，發出自己的力量，不必為他的生活方式、價值與選擇的道路道歉，不必說我很可憐，為了寫作，請大家幫幫忙等話。
我還學到，節制的生活態度，我整天移動來移動去的，衣服的辨識度越來越低，我希望自己往後生活越來越簡單。比利時裔的法語作家西默農（Georges Simenon）有篇偵探小說寫到，格雷探長為了緝捕凶手，到航海醫生家探訪，打開醫生房間，裡頭只有一張椅子、一張桌子、一張床，此外就是兩本書，探長很驚訝，醫生太太解釋說，先生長年在海上生活，過著水手般的生活，身無長物，早習慣那樣的房間。我現在最嚮往的，就是那樣的房間。
Q.許多小說與電影，描述人瀕臨危急或死亡之前，腦中會浮現此生最重要的事，若是妳，會浮現哪個畫面呢？
A.記得童年時，我家住日式公家宿舍，裡頭有座院子，老榕樹當時已四十多歲。由於爸媽早出晚歸，放哥哥跟我在家，每天都很無聊，沒幹什麼大事，哥哥會在裡頭種番薯，用磚頭將番薯葉圍出台灣的樣子；我常拉榕樹的氣根盪鞦韆，不小心還會扯斷，就這樣，每當我回憶小時候，浮現的就是那空蕩的院子。是以常有人問我，妳為什麼要寫作？理由很簡單，因為我有個「寂寞的童年」。
電影《遠離非洲》當初上映時，大銀幕我就看了三次，完全成年之後又看了很多次。我若對公眾說，我喜歡《遠離非洲》，或許有人會分析，胡晴舫受那個丹麥作家影響，是個女人，在非洲有座農場，喜歡寫東西說故事，嚮往到遙遠的地方生活。最近，坐日本航空回台時，我又看一次，飛在半空，離地數萬呎，突然頓悟發現影響我的角色不是女主角，卻是她的情人丹尼斯。丹尼斯房間滿滿是書，隨遇而安哪裡都睡得著，善於跟非洲不同部落的原住民相處，而且，對歐洲文化深具反省，還嘲笑女主角，來到非洲，就是要學習這裡的文化，何必從丹麥帶一堆家具書籍來。
當時歐洲爆發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宣戰，在地的英國人討論要不要在非洲另闢戰場時，丹尼斯走出場外，嘲笑英德這場戰爭，是兩個寵壞的封建君王在分地，關他屁事！我尤其喜歡影片的後段，丹尼斯開飛機俯瞰非洲大陸的畫面，在我人生最煩的時候，就會想到這世界很大，人類就像非洲的動物，腦中就浮現那開闊的畫面。電影的結尾，女主角破產，帶著傷心遠離非洲，丹尼斯飛機失事，埋葬在小山丘上，日出日落，會有獅子在墳上或坐或臥或玩樂，山丘視野很好，可以俯瞰大草原及其上的牛群。
我心所嚮往之，便是那樣的境界。
◎受訪作家簡介
胡晴舫
台灣台北生，台大外文系畢業，美國戲劇碩士，寫作包括散文、小說、文化評論，1999年移居香港，著有《城市的憂鬱》、《旅人》、《我這一代人》、《第三人》等書，固定專欄發表於兩岸三地以及新加坡各大中文媒體。2010年起，旅居東京。
◎本文作者簡介
鄭順聰
嘉義縣民雄鄉人，中山大學中文系，台師大國文研究所畢業。曾任《重現台灣史》主編、《聯合文學》執行主編。著有《時刻表》、《家工廠》，現正撰寫長篇小說《晃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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