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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於南投的山城女兒林黛嫚，十五歲離開家鄉，來到台北就讀台北女師專（現市立台北教育大學），自此居於北城，歷國小教職、中央日報副刊主編，後於大學執教。讀台大中文系四年級時因得到全國學生文學獎小說首獎而放棄攻讀研究所、正式踏上寫作之路。從1986年第一本小說集《也是閒愁》至今，交出多本小說、散文作品，筆觸真切，人物溫暖踏實，內容多為女性成長心事。
本月在聯合文學出版的小說集《粉紅色男孩》，則展現了不同於以往創作類型的書寫主題，運用寫作者的想像能力，並由母親和社會觀察者的身分，點出年輕孩子面臨的生存問題。
Q.從您過去不同時期的作品中，常見對於各年齡層女性的細描，譬如2004年出版的小說《平安》，內容敘述四個女孩自青春期始、縱跨二十餘年的成長故事，評論家南方朔也曾提到，這帶給他類似閱讀露意莎．梅．奧爾柯特（Louisa May Alcott）之《小婦人》（Little Women）的經驗。可否談談您生活中的女性，以及對這類型角色的關注？
A.我是在一個大家庭中長大的，家裡共有七姊妹；到台北讀書後，上課住宿也都和女生在一起。跟一群女性共同生活，是我一直到前中年期的狀態，因此我很習慣和女生相處。整個成長過程裡我都很自由，這可能和我自小就不被管束有關──父親忙於生計，只有吃飯的時候才出現，所以印象中他是缺席的；母親久病臥床，因此她也是缺席的。此時，我感激好在有其他姊妹，是因為她們，我的童年才不致有匱乏和欠缺。
這一路寫作，我一直都在關注女性。上一代女人的命運大多雷同且悲苦，像我母親，和我婆婆，她們在年輕時經媒妁之言嫁給素不相識的男人，替他們生養了好幾個孩子，人生無法掌握在自己手裡。我的母親早逝；婆婆晚年時搬來與我同住，我想，那應該是她人生中最快樂的一段日子吧。
記得在讀台大中文系時出版了第一本書《也是閒愁》，何寄澎教授替我寫序，他曾提到，書中的人物無論男女，似乎讀起來都有女性的特質。當時我雖明白老師的意思，但因年紀輕，仍在創作中摸索，所以認為自己還做不到老師所要求的，讓角色的聲口分開，將女性特質分離出來；經過這麼多年的寫作後，我發現我做得到了，但我又想，何必一定要往這方向寫作呢？如果我對男性主題不在意，不想特別去書寫描摹它，並不會對我的寫作造成障礙。於是就在我開始寫《平安》這本小說時，我便下定決心，如果寫作女性是我的專長，那麼我要好好地書寫女性。
Q.最近出版的《粉紅色男孩》小說集由幾篇不同主題的短篇小說構成，首篇〈粉紅色男孩〉描寫國中生鄭小智面臨的家庭、課業壓力，亦曾在《幼獅文藝》的成長專題發表；其後〈我的學生○○○〉則以和學生的別後重逢帶出時下年輕人生存的課題與艱難。這些題材都頗具社會觀察意義，可否談談這些作品的創作初衷及因緣？
A.〈粉紅色男孩〉參考了我大兒子的成長歷程。起初是觀察考基測這件事對他的影響，後來書寫時才再加入其他的成分。至於為什麼設定是「粉紅色」？很多人以為小說中會討論到性別認同的問題，其實是因為我注意到，我的孩子那個男生的衣櫃裡有許多粉紅色、紅色的衣服。和我們的成長過程不同──過去我們所接受的教養是，男生就該穿藍色，女生才穿粉紅色──八年級的孩子，他們對於顏色的解釋似乎沒有這麼複雜，只是純粹認為這個顏色好看，顏色並不涉及性別。
小說裡還提到這男孩的身子裡「住了一個女孩」，我所要呈現的是我本來就認為人是雙性的。即便我是女人，內心裡也必然有某些部分偏向雄性，於是經由這篇作品，我剛好有機會把這個想法表達出來。
整本小說的主題是經過了六、七年的醞釀、觀察，而後在一、兩年內密集完成的，也因此創作手法較為統一。我曾想過，到底是我原就對社會議題較為關注，才去念了社會學研究所，還是因為我先讀了研究所才更加注意這些人事──孰為因孰為果？其實我也不清楚。不過我一向對弱勢及不公不義的社會現象特別在意，這可能跟我從小出身貧寒家庭有關。我的母親以兩年一個的速度、生完七個女兒後臥病十年過世，印象中母親從無笑容，我無法想像她如此的人生能有多大的快樂。我的父親是一位基層公務員，為了拉拔我們七姊妹長大，他必須兼多份差事。
但我們身邊總有幸福的人吧？一定有的。也許就因為我認為幸福該是人生的基本追求、也是終極意義，我才會去注意那些連幸福都無法追求的人的生活。這或者是我的作品中會流露出社會關懷的原因。
曾經有同學讀我的小說，她說在我的作品中不管人物如何發展、情節如何變化，最終總會回到類似的、猶有希望的結局。我的解釋是，雖然現在自己已在教授寫作理論，但對我而言，寫小說仍然是很本能的，即便下筆時內心會覺得走向不該如此，角色卻能自行決定他們的命運。我總想，「真實人生有這麼多的黑暗困苦，在我的小說裡，如果結局不帶著對光明的期待，那人生又該怎麼繼續呢？」
Q.對照您的散文及小說，會發現小說裡移植了您的一些生命經驗，譬如〈站在你身邊〉裡二女兒淑姿央求父親出門帶上她的遭遇，和您在〈跟班記〉裡提到童年的一次悲慘出遊雷同；而〈沉默的遊樂園〉裡則可讀到〈異鄉有夢書當枕〉中那支被遺失的太陽眼鏡。可否談談您的小說與真實人生經歷的關聯？
A.一直以來，寫作就是再次體現我的生活，且這信念持續至今，也許過一段時間再回頭看這些作品，便可從中看出我的生命脈絡。譬如在希代時期，我的書寫就是圍繞著我的大學及畢業後生活；寫《平安》時，就描寫一個三、四十歲的女性，她從鄉下來到都會發展的過程；最近的一本集子《粉紅色男孩》則是已進入中年的心境，包括教育、職場生態、從學生身上觀察到的社會現象。
我相信大部分作家在創作時都有個從生活中取出的原型，譬如莫言寫他的家鄉高密，或畢飛宇由盲人學校的經歷寫出《推拿》。我的作品中，或許也很明顯地有這樣的特質吧！我想這亦和我的寫作態度有關，我是個要把事物認識得非常透澈才得以下筆的人，就算不是我親身經歷的事情，至少也是我了解、認識，再經思考辨證後才寫下的。我比較不擅長完全只靠想像力來創作。
在小說的細節裡，如果我使用了自己的經驗，我便能更加說服我自己。因此就如同你所說，〈站在你身邊〉裡的這一段，是我自身的童年經歷，也因為我對這件事的感受很強烈，所以我用它來加強故事中父母對二女兒不成器的印象。
Q.出身南投市，此處也常化身「山城」在您的作品中出現；一直到上台北讀書才離開中部，您認為家鄉是否與您素來貼近人物感情的寫作風格相關？
A.是的。我過去的作品中只有兩個環境，城必為台北，鄉必為南投。我和南投之間一直都有牽繫，老家和親人還在那裡，這幾十年來，南投的變化我也都跟上了；但在小說中，南投的地域觀念是模糊的，我只以「山城」稱呼它，也希望如此一來作品對讀者而言更有普遍性，它就代表了大部分台灣的小鎮地景。其實也不是沒去過其他地方，在報社工作那幾年，很常往國外跑，但總覺得要生活夠久了、有感情、有記憶的地方才能下筆，這也驗證了我剛才所說的，我寫作的都是我的人生，我生活的所在就是這兩個地方。
Q.曾經身兼國小教師、報社主編與寫作者的三重身分，對您的寫作有什麼樣的影響？
A.做了幾年國小老師，接著到中央日報待了十九年，直到結束，後來則是在出版社做事及在學校裡兼課，我的職場生涯說來單純，但即便如此，周遭仍有許多形形色色的人是在我原本理解之外的，尤其是報社，因為是黨報，它就像個政黨的縮影。
直到現在我都不後悔放棄國小教職，因為從我的生長環境和年代看來，讀公費師專、入小學執教是一個必然的決定，但那並不是我選擇的行業，而「當編輯」這件事卻是我可以選擇的，我很熱愛這份工作，它給了我豐富的歷練和洞悉事物的眼光。不過，我覺得編輯工作對寫作是有「妨害」的，因為常看別人的作品，不免感到灰心。在報社時期，曾有陣子我不想再寫作了，彼時讀嚴歌苓的小說，像〈少女小漁〉、〈失眠人的豔遇〉等等，都是很棒的短篇，於是我想：「別人都寫這麼好了，我還寫什麼？再寫有什麼意義？」
然而等幾年後再回頭讀這些篇章，我突然想通，每個人的人生都有不同之處，或許我可以繼續再寫，且這些作品看起來似乎也沒有那麼難超越了。「寫作的意義」，這其實是每個作家都會面臨的問題，別人能寫的東西我不一定寫得出來。譬如今早我讀莫言，他的技巧一直都很特別，換作是我一定寫不出他那樣的筆法；又如李昂、駱以軍，他們的語氣也是我模擬不來的。可是如果創作的世界不那麼豐富多元、只有單一聲腔的作品對讀者來說也會很無趣吧？所以我認為寫作便是讓作家展現他們不同的個人特質，我期許自己的作品能成為文學板塊裡的一片拼圖，讓讀者因理解而得到慰藉，這也就是我寫作的目的。
Q.您曾以二十餘年前的「小說族現象」作為研究論文的題目，經歷過「小說族」風潮的作家大部分也都開拓出自己的版圖，走入了學院、媒體，仍然活躍於文化活動中；回顧這段經驗，您覺得對您的寫作影響為何？
A.「小說族」之所以會崛起，我認為是因為八○年代的台灣文壇正面臨一個轉變的關鍵點。在早期，只有余光中、朱西甯、司馬中原、彭歌等成名作家的作品才有機會在副刊上發表或出書，年輕一輩的寫作者不容易冒出頭；但後來因為有了文學獎機制，使得四年級的作家如張大春、朱天心、蘇偉貞、袁瓊瓊等也陸陸續續地被大家看見，直到現在都仍是文壇主力。但再來呢？卻又面臨了一個斷層。當時，明道文藝社開始舉辦「全國學生文學獎」，將徵稿的對象限定在年輕學生，這麼一來就排除了已成名的作家；而彼時希代出版社的朱寶龍先生也正想將版圖從言情小說擴展到文學領域，因此，我們這些全國學生文學獎的得獎者便獲得了希代出版社的邀約，有了出書的機會。
這樣出書的模式，張曼娟的《海水正藍》是第一本，它一炮而紅，兩年半內賣出了十餘萬冊；我則接在她之後出了《也是閒愁》；隔年，希代再集結了六位背景相似的女性寫作者──吳淡如、彭樹君、詹玫君、楊明、陳稼莉和我，推出「小說族」（意指寫小說的族群），之後才再延續這個概念，順勢推出《小說族》雜誌。那時「小說族」蔚為風潮，大概持續了有好幾年，書市正好，我的書銷售量在這六位作者裡雖算中等，但一個月也能再版一次。且在當時，我們是感覺得到讀者的，有時窩咖啡廳裡，人在這桌，就會聽見其他桌正在談論「小說族」的作品。
不過就如我在〈回首──兼論「小說族」二十周年〉裡所回顧與分析的，當年的文學正典對「小說族」引起的迴響感到不安，另一方面他們也質疑為何大學生都在讀「小說族」，就像我們對現今年輕學生的閱讀感到疑惑一般。
這段經歷當然對我們的寫作都有所影響。尤其，在出版社統一包裝的行銷手法下，作品的文學性易被扭曲，作者的個別容貌變得不明顯，日後需要加倍的努力，才能建立起自己的風格。後來「小說族」的浪潮退去，這些作者們有的不再寫，有些轉往別的跑道，有些則進入學院，大家各自有不同的發展；但我想當時就算沒有全國學生文學獎、沒有希代的「小說族」，這些作家以及後來加入的侯文詠、郭強生等因為有寫作的實力，一樣會出線。希代出版社的確提供了我們最初發展的舞台，想到這點我對希代仍然是感恩的。
Q.您過去的作品中提及受到《紅樓夢》啟蒙，可否談談它的影響？
A.我的確是因為《紅樓夢》開始寫作的。讀全本《紅樓夢》是在我高中畢業的那個暑假，但和一些受到《紅樓夢》影響進而追求類似手法語言的張派作家們不同，我受到的啟發是「激起我寫作的慾望」。我想，能夠把故事說得這麼有趣好看，是多麼特別的才能啊。所以我嘗試提筆。
不過我的寫作路上，其實受到十九世紀的舊俄寫實主義小說、或是二十世紀的現代主義文學影響較多。讀師專時，圖書館的藏書多半就屬這兩類，它們因而成為我的養分來源，也使我的作品承襲了這樣的體質。
Q.目前是否有其他關注的主題可成為下一本創作的素材？
A.《粉紅色男孩》將會是我寫作里程上某個段落的句點。雖然剛剛提到，過去的作品多是我的人生經驗或熟悉理解的事物，但在這本小說裡，我已試著「放得開」一點，加入了較多想像的成分，而不一定要全盤都是親身體驗才能入菜。未來的寫作，我希望可以拋棄自己的人生經驗，呈現出沒有寫過的角色或地域環境。
接下來我想寫一本「台灣類型的推理小說」，它仍然會是一部奠基在寫實手法上的長篇作品，目前題材已經成形，就等著動筆了。
◎受訪作家簡介
林黛嫚
台灣南投縣人，台灣大學中文系畢業，世新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班。曾任國小教師、《中央日報》副刊主編、《人間福報》藝文總監、三民書局副總編輯。現任國立東華大學駐校作家。作品曾多次入選年度小說選及散文選，並主編爾雅版年度小說選。著有散文作品《你道別了嗎》、《本城女子》、《時光迷宮》；小說《也是閒愁》、《閒愛孤雲》、《黑白心情》、《閒人免愛》、《平安》、《林黛嫚短篇小說選》等；報導文學《李行的本事》、《我心永平──連戰從政之路》。即將出版小說集《粉紅色男孩》。
◎本文作者簡介
吳妮民
1981年生，台北人。成大醫學系畢業，目前為家庭醫學科專科醫師。曾獲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報導文學獎、林榮三文學獎、時報文學獎、梁實秋文學獎、台北文學獎、全國學生文學獎及各地方文學獎等，甫獲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補助，現正進行主題式寫作。著有散文集《私房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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