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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提要
■ 人格病態者不一定都是連續殺人魔，頂尖的外科醫師、商業經理人、政治領袖，也可能具有相同的特質。
■ 他們冷酷、專注、缺乏同情心、以自我為中心、無視於社會道德，許多人其實都有這些特質，只是有程度上的差異。
圖片出處：《科學人》雜誌2013年第131期1月號。
具有人格病態的連續殺人犯有一些共同的特質：自視甚高、說服力強、外表迷人、無情、缺乏悔意而且善於操弄他人。而政客和世界領袖也擁有這些特質。換句話說，這種人不會躲避警察，但是會競選公職，這類形象讓擁有這些特質的人可以為所欲為，行為不受社會、道德以及法律所約束。
如果你生對時辰，而且操弄人心的能力如月球影響潮汐般強大，那你可能會下令屠殺十萬庫德族人，並且在自己被拖上絞刑台時仍帶著不可思議的頑強態度，讓那些最嚴苛的攻訐者也不得不產生一種異常的無言敬意。
海珊（Saddam Hussein）在絞刑架上受刑的前一刻說道：「醫生，不要害怕，這才是男人。」
如果你既暴力又狡猾，就像「人魔」（Hannibal Lecter）的真人版莫茲利（Robert Maudsley）一樣，你可能會把自己的牢友當成人質，敲破他的頭殼並用湯匙品嚐他的腦，而且就像是在吃水煮蛋一樣不以為意。（過去30年，莫茲利一直被獨自監禁在英格蘭韋克費德的地下室防彈監獄中。）
換個場景，如果你是一流的神經外科醫師，冷酷無情而且能在壓力下保持專注，你也有可能會像吉拉提（Geragty）醫師一樣在手術室中大展身手：在21世紀的醫療最前線，那裡壓力大到讓人無法思考。他對我說：「我對那些接受手術的人毫無感覺。在手術室中我宛如一部無情的機器，冷血地操作著手術刀、電鑽與鋸子。當你在大腦這種複雜的戰場上與死亡搏鬥時，情緒完全派不上用場。情緒就像是熵，它會嚴重誤事。這些年來它已經被我消滅。」
吉拉提是英國最頂尖的神經外科醫師之一，雖然他的話在某種程度上讓我不寒而慄，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卻很有道理。在我們腦中某些最危險的角落中，人格病態被視為孤獨殘酷的掠食者、有瞬間致命吸引力的獨居人。但很快的，這個詞在我們心中就和連續殺人犯、強暴犯、瘋狂隱遁炸彈客的印象連結在一起。
但如果我告訴你一些完全不同的故事呢？如果我跟你說，燒毀你家的縱火犯在另一個平行宇宙中可能是一名勇敢衝入火災現場尋找你的親人並救出他們的英雄；或者，站在電影院後方那位拿著小刀的小孩可能在幾年後變成手術室中拿著另一種刀的人，你會怎麼想？
這些場景令人難以置信，卻是真的。人格病態者無懼、自信、迷人、冷酷而且專注。不過，和大家刻板印象不同的是，他們不一定有暴力傾向。另外，人格病態不是非黑即白，人們並不是有或沒有人格病態，而是有等級區分的，就像地鐵票價一樣。人格病態的等級就像光譜，每個人在光譜上有不同的落點，只有極少數的人落在最「中心」的位置。
我們可以把人格病態的各種特質想像成錄音室中的混音機上的音量鈕。如果你把每個鈕的音量都調到最大，結果可能很糟，但如果你仔細調整，只把某幾軌的音量調高，例如無懼、專注、無情和內心堅強，那你可能就會成為一流的外科醫師。
當然，外科醫師只是人格病態的一種正面例子，還有許多可能。例如，2009年我決定研究人格病態的人是否真的比較容易辨別誰是弱者（先前已有一些研究顯示如此）及其應用價值。一定有方法可以把這些人格病態的能力用在幫助社會，而不是只有危害社會，而且一定有什麼方法可以研究它。
有一天我在機場遇到一位朋友，靈光乍現。當時我們在過海關時都有一點緊張，我心想：即使我們一向奉公守法也會感到緊張；如果我們真的藏有違禁品，而機場安檢人員又對旅客的情緒反應非常敏感，結果會如何？
為了知道答案，我決定進行實驗，共計找了30位大學生參與：其中一半的人在人格病態自陳量表上獲得高分，另一半獲得低分。我們還另外安排了五位「嫌疑犯」。學生們的工作很簡單，他們坐在教室中觀察嫌疑犯進入教室、走上講台然後再走出門的行為，然後找出誰「有罪」——五個人中，誰身上藏有紅色手帕。
為了提高賭注並讓學生獲得獎勵，我們給藏有手帕的嫌疑犯100英鎊。如果大多數的人都識破他，那他就必須把錢交回，反之則可保留。
哪些學生的「海關警察」能力比較好呢？人格病態的掠食者本能派得上用場嗎？還是他們偵測弱者的能力並沒有辦法在這個情境中有所助益？
結果發現，人格病態自陳量表獲得高分的學生中，有超過70%的人成功辨別出誰是罪犯，量表獲得低分的學生中，只有30%的人成功。偵測弱者的能力可能是連續殺手的長處，但也可以在機場安檢時派上用場。
電車難題
哈佛大學心理學家格林恩（Joshua Greene）也觀察到人格病態者如何解開道德難題，在我2011年出版的《瞬間說服》（Split-Second Persuasion）中描寫過他如何發現這個有趣的結果。同情心不是始終如一的，而是精神分裂的，它有兩種變化：熱和冷。
想一想以下這個由已故哲學家福特（Phillippa Foot）首先提出的難題（例一）：
軌道上有一輛快速行進的電車，在它即將通過的軌道上有五個人被困住無法逃脫。幸好，你可以按下一個開關讓電車轉向另一條岔路，不會撞上這五人；但那條岔路上也有一個人被困住，一旦電車轉向就會壓死他。你該不該按下開關？
面對這個問題，大多數人不難做決定。雖然按下開關會得到不好的結果，但這個功利的選擇（只死一個人而不是死五個人）並不是最差的。對吧？
現在想一想由哲學家湯姆森（Judith Jarvis Thomson）提出的變化題（例二）：
同上，軌道上有一輛電車失速駛向五個被困住的人，不過這次你站在軌道上方的一座橋上，你的前面有一個非常高大的陌生人。唯一能夠救五個人方法就是把這個陌生人推下橋。他摔下後必定會死，但他的身體將會阻擋電車行進，因此拯救五個人。你該推他嗎？
你可能會認為這是一個「真正的」難題。雖然死亡與獲救的人數與上一個例子相同，都是死一個人救五個人，但這個難題卻讓我們覺得必須謹慎而且感到緊張。為什麼？
格林恩相信，答案在於兩者做決定的腦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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