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二○○八年四月二十九日凌晨,柏老告別了他所熱愛的世間,也告別了這個曾經折磨他、淬鍊他卻沒能讓他屈膝的國家。在濟南路長老教會的教堂中,我看著他的遺照,追懷他的一生,想到他在《柏楊回憶錄》〈尾聲〉所寫的詩句「孤鴻不知冰霜至,仍將展翅迎箭飛」,彷彿仍看得到他在一九六○年代以一枝健筆對抗白色恐怖統治機器的種種,想到他以雜文針砭時政、展翅迎箭飛的身影,內心充滿尊敬、感激與不捨。
柏老是亂世中的知識分子,類似葛蘭西在《獄中劄記》中所推尊的「有機知識分子」,葛蘭西強調一個知識分子不能僅以知識分子的專業為榮,而必須通過實踐,參與社會改革,為弱勢階級而與宰制階級抗鬥。柏老的一生,正是這樣的寫照,特別是在一九六○年代他展開雜文書寫的那十年之間,面對著極權的統治機器而秉筆直書,渾然不知(也可能是不懼)於統治機器最後的壓制──這樣的良知與實踐,放在白色恐怖年代沉靜死寂的時空之中,更顯其身姿的高貴和孤絕。
柏老追思會的教堂在濟南路一段,柏老曾經服務的《自立晚報》在他被下獄不久從保安街移來濟南路二段,從一段走到二段約莫十來分鐘,如今柏老與自立俱已離開。《自立晚報》倒閉了,原址蓋了新大樓,柏老也離開了,只留下曾在威權夾縫中揭開的一線天光,還鑑照這個年代。
2
柏老以雜文名世,他的雜文書寫,開始於一九六○年五月在《自立晚報‧副刊》開闢「倚夢閒話」專欄。這個時候的《自立晚報》在保安街,是一家不起眼的小報,但已經開始發展出「無黨無派‧獨立經營」的獨特論政風格,發行人就是台灣政壇大老吳三連,而柏老此時擔任《自立副刊》主編,員工薪資菲薄,因此柏老開始雜文寫作的動機,相當直接,他後來回憶,說他當時開設專欄,撰寫雜文,「只為了免於饑寒,並沒有什麼崇高的理念」、「最初只談一些女人、婚姻之類的話題」,倚夢而閒話,專欄名稱就暗示了內容。
不過,這個時候也正是雷震和《自由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正在向蔣介石索討一個強有力的反對黨,聯合包括《自立晚報》發行人吳三連在內的台籍政治精英籌組新黨的階段。五月十八日,雷震與吳三連等展開「地方選舉改進座談會」的全台串連;九月一日,「地方選舉改進座談會」宣布將成立「中國民主黨」,三天後雷震隨即被捕下獄,《自由中國》停刊──這個事件,促使柏老開始萌生以文字延續《自由中國》理念的想法,他的雜文開始走出風花雪月的題材,走進「眼睛看得到的社會和政治的底部」,最後走進「傳統文化的深層結構」,並發展出了他對中國文化相當深刻的「醬缸」論述,從此開始了透過雜文「不斷呼喊,企圖使醬缸稀釋」的文化批判。
這也許是個巧合,《自由中國》是一九五○年代抗鬥蔣氏父子法西斯統治最力的論政刊物,雷震曾是蔣介石在大陸時期最倚重的高級幕僚,最後卻以反蔣而遭蔣介石親批公文指示而下獄;《自立晚報》是一九六○年代之後最主要的無黨無派的政治報,柏楊曾是蔣經國系救國團的紅人,最後卻因為在專欄中揭舉警察統治的種種不當,同樣遭到叛亂指控。雷震與柏楊,和蔣氏父子之間的恩怨關係,可說是一九六○年代初始與終結的指標性事件。雷震案的發生,標誌了一九五○年代蔣介石政權政治高壓的極致;柏楊案的發生,則標誌了一九七○年代蔣經國掌權統治的開始。而雷震以政治改革觸怒蔣介石,柏楊以文化批判觸怒蔣經國,這豈非巧合?
但與其說這是巧合,無寧說這是一種選擇。雷震為了追求自由民主而甘於鼎鑊,柏楊則為了針砭「奴才政治」而寧受獨夫折磨。兩人一前一後,應該是因為他們在追隨兩蔣的過程中,看到了獨裁政治和威權文化的不堪,而決定以匹夫之力,割捨趨附可能帶來的富貴,面對強權,說出真理。
在雷震和柏楊的著述和言論中,沒有省籍的區分,只有自由與人權的思慮;沒有趨炎附勢、榮華富貴的念頭,只有公理正義的堅持,這使他們「背叛」主子,選擇真理,並因為「背叛」遭到主子嚴懲。柏老寫出「孤鴻不知冰霜至,仍將展翅迎箭飛」的詩句,益顯他和雷震一似面臨選擇之際的悲憤與不屈。兩人都曾擁有最靠近權力核心的位置,卻選擇了站在權力者對向的立場,作獅子吼,這需要勇氣,更需要良知。
3
柏老過世後,我內心感到相當不捨。柏老是我尊敬的文化人,也是我結識三十年的長者。一九七七年他從綠島回到台灣時,我尚是大四學生,他到華岡拜訪史紫忱老師,我與他因此初識;其後他與詩人張香華結褵,我與友人創辦《陽光小集》,經常一群朋友到他住的花園新城與他們賢伉儷暢談聊天,對於我們這一群現代詩壇初試啼聲的年輕人,當時已享有盛名的柏老待我們一如好友,早年他對現代詩並無好感,曾以「打翻鉛字架」譏諷超現實主義詩風。也許因為與香華姊結了婚,了解到現代詩並非全然夢囈;也許因為我們這群崛起於一九七○年代中期的年輕詩人走向的是寫實主義的詩路,他對我們勉勵特多,贊助《陽光小集》,不遺餘力,寫傳統詩的他,閱讀我們寫的現代詩,應該很辛苦才是。
一九八四年柏老和香華姊,受到美國愛荷華大學之邀,一起赴美參加由聶華苓大姊和保羅‧安格爾主持的國際寫作計畫,在美國四個月期間,他以犀利而幽默的言談,風靡僑界,並在愛荷華的一場演講中,做了其後享譽華人世界的「醜陋的中國人」演講。這篇演講稿隔年交我在《自立晚報‧副刊》發表,備受矚目,隨即由我推介給詩人林佛兒主持的林白出版社出版,立即暢銷,不斷再版。柏老在這個階段事實上正為《柏楊版資治通鑑》每月一書而忙碌十分,我們每次上山看他,都能看到他的書房案頭堆積古籍、文稿。此時的柏老,年已六旬有五,仍如青壯之人,夙夜匪懈,著書立論,而不改幽默、活潑,從與他相互來往的過程中,看不到牢獄之災帶來的憤恨和陰影。我聽到最多的,是他從文化批判的角度創發出的「醬缸」論述。這個概念,正是他從一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