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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居高不下的房價，前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離任之前拋出「國五條」的震撼彈。依照「國五條」的規定，出售自有住房按轉讓差價所得的20 ﹪計徵個人所得稅。消息一出，不少城市開始湧爆離婚潮，其目的無非釐清夫妻雙方房產，藉以規避房屋交易帶來的龐大個人所得稅。
親密關係中的不確定性
單身不見得是自由選項，有時是種權衡得失之後的無奈。(攝影／photo_CFP 漢美易華)
婚姻，親密關係的法律形式。婚姻的結成，就像是一種契約關係。在契約當中，「情事變更原則」大約是契約改變最抽象與不確定的理由。在中國，「情事變更原則」所產生的中國式離婚隨著歷史的波折與社會變遷幾度出現。
1970 年代末期，上山下鄉的知青們得以返回城市，不過，城市提出的接收標準是單身知青，這使得已婚的知青們只有透過假離婚返回城市。中國式離婚的再度出現，則是在中國快速的社會變遷當中，生活消費物質標準的變動，在「計畫趕不上變化」的情況下，屢屢成為婚姻關係嚴峻的考驗。2000 年之後，關於婚姻考驗的題材成為流行文化重要的一環。流行文化之所以成為流行文化，有時是因為明星效應，然而，更多時候則是因為小說或是電視劇文本與社會現實的相契。2000年，導演馮小剛的《一聲嘆息》剖析了一個中年男性徬徨的心情——對婚姻的厭倦與對愛情的渴望。外遇問題，一時之間成為熱議的焦點。
社會變遷中的中國式離婚
作家王海鴿，有「中國婚姻第一寫手」之稱，2004 年根據她的暢銷小說《中國式離婚》改編的同名電視劇，更是觸動人心。《一聲嘆息》當中的中年男性，事業有成，《中國式離婚》裡的男女主角，卻是城市的中產階級，他們婚姻關係當中的衝突點，便是城市居民的共同心聲。擔任小學老師的女主角林小楓，深覺在公立醫院擔任醫師的丈夫宋建平是個安於平淡的好人，平日在醫院動手術就連紅包都不收。
然而，小孩的上學問題卻刺激了林小楓要求丈夫改變的決心。想要上重點小學，得交上六千元的贊助費，這是林小楓和丈夫兩人一個月薪水的總和。她清楚地意識到必須設法提高收入，否則過不上好生活。在林小楓的穿針引線之下，宋建平來到薪資較高的外資醫院工作。然而，這樣的轉變卻也為婚姻的破裂埋下伏筆。在林小楓苦心付出之下，宋建平事業蒸蒸日上。但林小楓卻因全力付出，無暇顧及本職工作，最終下崗。兩人的婚姻關係便因社會地位的反差瀕臨破裂，最終走上離婚之途。
《蝸居》：城市居民之痛
在人與金錢物質之間，2007 年的《蝸居》將親密關係中的現實因素帶上高峰。同樣畢業於重點大學的姊妹海萍與海藻，分別走向不同的人生。海萍的丈夫蘇淳在公家單位工作，薪資不高但生活穩定。海藻則是成為官員宋思明的二奶，另一種親密關係的形式。
立志買房的海萍，在人脈廣闊的宋思明的安排下獲得教授外國人中文的機會，這是個高薪的外快。作為小三的海藻，過著物質優渥的日子，甚至懷上宋思明的孩子。但宋思明卻在政治醜聞被抓到把柄的情況下，於一場車禍中身亡。
一對姊妹，一組截然不同人生的對照，如何在城市中立足是其共通點。《中國式離婚》與《蝸居》可說是中國城市居民對變遷中的婚姻關係的自我質問。「您一個月掙多少？」幾乎已是中國城市居民相互見面時探問對方近況的問候語，城市居民在高物價時代的壓力不言可喻。物質，成為考驗親密關係的重要指標。
農村版中國式離婚
作家劉震雲，很多人對這個名字的印象就是賣座電影《手機》、《一九四二》的原作者。事實上，劉震雲早在1980 年代末期便曾寫過幾篇官場小說，他2012 年的作品《我不是潘金蓮》便從社會現實面再對中國式離婚進行質問。中國式離婚不是城市居民的專利，農村也有農村的問題，只是主題轉換。
中國實施一胎化政策，第二胎則必須向政府繳交罰款才得以擁有戶口，有了戶口小孩才能上學，而罰款因地方與個人收入而異，從大城市的數十萬到農村的數千元不等。但是，公務員、教師等公家單位人員生下二胎者則將被離職處分。《我不是潘金蓮》便從二胎的故事開始。主角李雪蓮生了第二胎，雖然在農村二胎交幾千塊就能解決戶口問題，但是其夫秦玉河是公家單位的員工，二胎將使他被迫離職。於是，他們只有離婚解決問題。對李金蓮來說，離婚僅是形式上的，她和丈夫仍是實質上的夫妻。不料，秦玉河卻趁這個機會與他人再婚甚至生下子女。
為此，李金蓮開始走上上訪之路。在她看來，秦玉河不是個東西，要離婚可以，不過，要先證明原來的離婚是假，然後再「真正」離一次婚，這真真假假正是小說的精彩之處。此外，小說也直搗為人詬病的上訪問題。李金蓮上訪過程中地方官員不是不理不睬，就是互踢皮球。直到李金蓮上了北京陳情之後，地方官員甚至對她言聽計從，唯一要求就是不要再到北京上訪。整個過程猶如官場現形記。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中國的順口溜。賣房要徵更高的稅、生二胎要離職，人們以離婚以對；人們所想到的，都是對策，而不是政策是否合適的討論。絞盡腦汁想著對策的人們不斷跟政策賽跑，沒從根本入手，社會生活的不確定性始終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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