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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10月，一朵鈦製的宇宙之花綻放於西班牙已然頹傾的鋼鐵之城畢爾包（Bilbao），自此開幕的10年內，訪客人數近千萬，創造了16億歐元的經濟效益。由前古根漢基金會主席及藝術總監、現任古根漢基金會榮譽主席的Thomas Krens與建築大師Franck Gehry催生的畢爾包古根漢美術館（Guggenheim Museum Bilbao），成為透過藝術力量讓城市翻身的經典案例。
然而，Thomas Krens與私人企業的策展合作、全球連鎖化的美術館經營模式，也使其備受討論。在官方財政逐漸萎縮、私人經濟力量逐漸龐大的當代，美術館的美學經濟該如何發展？Thomas Krens要我們不能小看這股文化的力量，帶你看見他認為的藝術與商業的平衡點。
（圖片提供◎Guggenheim Museum Bilbao）
La Vie：畢爾包古根漢美術館是透過美術館讓城市翻身的經典案例，就一個主事者的角度，你認為其成功的原因為何？
Thomas：我認為是尺度。什麼樣的參觀者經驗會被記憶下來，是我思考的方向。我相信當你第一次看見畢爾包的古根漢，你會驚訝於它的大尺度，因為若是這個建築尺度小一點的話，它所造成的影響將不及十分之一。想像13世紀的夏特爾大教堂（Chartres Cathedral），位於法國鄉間，將近兩層樓的高聳建築，耗費了將近百年才興建完成，是當時建築技術的奇蹟；但如果其尺度小一點的話，它就只是教堂，而非夏特爾大教堂了。
所以畢爾包的成功之處部分原因就在於建築尺度，以及它真的很棒。
我們將藝術、活動、餐廳及商店，通通置於美術館中，這些就足以讓參觀者一整天都很充實。向外看，你可以看見雕塑、看見河流，待到晚上，你可以看見燈光變換，所以它不只是一個半小時的旅程，而這是一個消費主義所造成的結果，雖然我並沒有要刻意促成，也不是要傳達這樣的概念，基本上我關注的仍是觀者體驗。
La Vie：您認為這個例子能夠複製到所有城市嗎？
Thomas：目前為止還沒有。理論上我認為它可以複製，但不只是單純的複製，或是讓建築變得更大即可，它還必須結合一些其它因素。原因之一為畢爾包古根漢美術館之建築設計並非由委員會統籌，而是由我及Frank Gehry主導。
當初為什麼我能主導這個案子，因為當時畢爾包的治安並不佳，在我們開始這棟博物館興建案前，20年間大約有800起的政治暗殺案件發生，但在博物館開放之後，政治暗殺幾乎就停止了。畢爾包政府當時並沒有任何資源，因而開始尋找對在畢爾包設館的國際合作計劃有興趣的美術館，而古根漢與我有興趣，在當時畢爾包的情形下，如果我不去畢爾包，還有誰願意去？於是我們就去了。
進行此計劃時，政府的要求是只要不超過預算、能準時完成即可，而所有建築、藝術及活動等等都由我們自行決定（當時省級的巴斯克與市級的畢爾包政府提供土地、5,000萬美元的收藏品基金及8,500萬歐元的建館預算，邀請古根漢至畢爾包設館）。我們就像電影導演，可以決定許多事，就像李安為什麼可以以【少年Pi的奇幻漂流】奪得奧斯卡最佳導演，因為他有願景，而且他可以成就這個願景，同時透過過去所累積的經驗，讓他可以控制、主導這一切，沒有經驗、沒有願景是無法完成的。
La Vie：目前越來越多博物館選擇親近大眾的策展議題，如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的《Alexander McQueen》及《Schiaparelli and Prada》，除了題材接近大眾外，也有商業氣息較為濃厚的評論，你怎麼觀察這股潮流？
Thomas：我認為古根漢建立了一個品牌，這個品牌如何建立？透過高品質的策展及方案驚喜大眾。所以你可以在古根漢看到畢卡索、500年的巴西等各種不同主題的展覽，而大眾喜歡我們的品質及帶來的驚喜。
為什麼我使用iPad，為什麼大眾使用iPhone，因為它們能夠回應消費者的需求，所以其實這不是哲學性的命題，而是社會學的命題，而我們所策的展應該帶給大眾驚喜。
La Vie：那麼策展品質如何掌控，如何找到商業與藝術的平衡點？
Thomas：策展品質其實是非常重要的，就以《The Art of the Motorcycle》這個備受爭議的展覽而言（此展是由古根漢美術館與BMW合作，於1998年紐約古根漢美術館首次展出），我大可以選出100台摩托車排排站，但我們找了六位策展人，企劃兩年，一一研究，確認了全世界生產摩托車的品牌或公司共有3367個，並設定設計等展覽各子題，邀請Franck Gehry打造裝置藝術作品。
此外我們還製作精美作品集，邀請時尚攝影師拍攝摩托車的各種角度，沒有任何道具，也沒有穿著泳衣的模特兒在上面；邀請了摩托車雜誌中最專業的編輯負責撰寫文字。一般展覽作品集的銷售量在5000本左右，而我們卻賣出了120,000本，為何呢？原因就在於策展品質及回應時代的精神。選擇受歡迎的主題擴展了受眾，展覽必須要能回應群眾的需求，而我認為這樣的策略相當合理。當然以Prada的展為例，如果在Prada創立第二年就辦展，或許有點太離譜了，但若是25年或是30年，這是非常榮耀的，而我認為博物館有義務舉辦這個展。
La Vie：近年來藏家的力量日趨龐大，許多美術館開始與藏家合作，它是否會影響美術館在策展獨立性及在社會中扮演的角色？
Thomas：我是市場派的支持者，因為它是唯一的力量。如果你擁有財富，你當然可以購賣各種藝術品、買房子、甚至成為贊助者，我認為這並沒有什麼不好，而市場終究會依照機制去選擇，這是你無法停止的。
但多數博物館館長或策展人卻常常將文化與私人贊助及商業一分為二。在雜誌中不也是嗎？常常報導拍賣價格，世界的百大首富、權力者，或是介紹生活風格，但這些過著理想生活風格的人難道不成功？大家會認為雜誌介紹這些人，因而雜誌就不該存在嗎？讀者依然可從這樣的報導中，尋找創意、設計、時尚、感興趣的物件，這就是商業投資（commercial venture），而我支持它。
La Vie：美術館與藏家有無較合宜的合作方式？
Thomas：我認為對於博物館與藏家的合作方式，沒有特別一種模式是唯一正解。雙方必須發揮想像與創意，有時企業需要創意、品牌形象等等，博物館可以將你的創意賣給企業。
而博物館的力量不容小覷，根據統計，每年在美國參觀博物館的人次仍然比觀賞運動賽事的人次多，觀賞洋基比賽每年約320萬人次，而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每年的參觀人次約500萬人。這其實也很合邏輯，因為博物館總是一直開著，所以參觀的人次累計下來自然比較多。我想說的其實不是人次孰多孰少的問題，我想指明的是文化力量其實相當強大。
eff Koons用鮮花妝點的小狗，在畢爾包古根漢美術館迎接著所有參觀的人們。（圖片提供◎Guggenheim Museum Bilbao）
古根漢基金會榮譽主席Thomas Krens正接受La Vie雜誌獨家專訪。（攝影◎顏良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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