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觀點1：海歸派》
90年代前的中國，建築由政府主導，大型案子全由中央建築設計研究院掌舵，但90年代後，經濟起飛，資本主義蔓延，民間案子大增，恰好這時改革開放後首批赴美留學、以張永和為代表的建築人「海歸」了，加上城市快速發展鋪陳出許多個人事務所，開發商以及私人建案因此捨棄僵化的國家設計院，從民間去挖掘適合的設計團隊。
在這樣的背景下，阮慶岳認為：「張永和的影響大概從20年前開始，他把中國現代建築既有的模式從國家體制中解放出來。」
1992年回大陸後，張永和成立了第一家個人事務所，開始以「非常建築」的概念實踐建築理念。他開創出許多第一：第一個將美國建築教育體制引入中國，也是第一位在威尼斯雙年展上展出的中國建築師，甚至跨足設計服飾、家居用品，導入西方商業設計的概念。張永和闢出了一條新路，大約十年後，另一批海歸派建築師，像是馬清運、朱锫、王昀，以及本土派的劉家琨等人也投入這個模式，爆發出個人經營的事務所一面倒、頂替國家建築事務所的現象。
「當時優秀的建築師都不願意進入國家系統，只願進入個人事務所，國家設計體系搖搖欲墜，直到北京奧運才出現轉變。」
《觀點2：全球化》
2008年的京奧和2010年的上海世博，讓中國成了全球建築師的競技場，也引進大量外國公司。但依照規定，國外的建築師進來，必須與官方建築事務所合作，而這種國外明星建築師搭配國內建築師合作的模式，意外地讓國家設計院起死回生。
「京奧的重要性，在於它在中國中央內部產生一個辯證效應。引進外國建築大師、介紹他們作品，最重要的不在於推銷給世界，而是推銷給全中國人民，讓一般老百姓接受像鳥巢、水立方、中央電視台這類現代建築，也等於宣示了這就是未來的房子。」阮慶岳認為，它等同於對國際宣告中國建築已經進程，宣告中國的當代建築長得跟世界先進國家一樣；另一方面，它也在引導一般百姓對未來住家、城市的想像，是整個心理層次的扭轉。這場辯證同時也是全球化和本土派間的辯證，透過京奧，全球化路線全面取勝。
《觀點3：本土派》
中國建築現代化的進程，其實就是一場到底要追求全球化、還是該尋求自我的辯證！「90年代之後，海歸派、本土派兩條路線就同時存在著。若說海歸派以張永和為代表，那本土派的代表就屬2012年獲得普利茲克建築獎的王澍、以及在成都的劉家琨。」
90年代前期，中國對國外思潮一片嚮往，帶回西方觀點的海歸派因此掌握了主導權；但到了21世紀初，情況產生變化，國外展覽開始進來邀展，國際雜誌也開始對中國建築產生興趣，但海歸派的設計和西方太像，於是國外建築界、媒體、評論把目光放到本土派上，王澍、劉家琨等人漸受關注，而海歸派也慢慢意識到在向國際推銷作品時必須提出本土思維，因此也開始調整路線，和本土派的界線越來越模糊。
雖然北京奧運和上海世博觸發了中國對全球化的渴望，但也因為政府為了讓城市快速現代化、急著拆掉舊建築，刺激出了建築界另一股反動的力量。在民間一片呼籲保留北京舊胡同、悼念上海石庫門的聲音中，王澍這類以舊建築材料和元素、作為設計思維的建築師，備受國際矚目。
「做為一位當代建築師，王澍的概念卻是反現代性，他基本上是一個反對者，反對中國城市目前的發展方向。」
本土派建築呈現方式之一，就是對城市快速現代化的反動，而這波反動，加上公民意識的抬頭，造就出新一波的公民建築。
《觀點4：公民建築》
王澍對現代性提出批判，儘管得到學術界尊重，卻難以在市場上形成影響力。他的觀點未被政府與資本家接受，整座城市發展還是控制在大量開發的方向上，整個當代建築美學還是由商業主導，但卻觸發出反省的聲音。建築界開始思索、質疑建築到底是為誰而做？
「過去二十年來，中國發展現代建築一直在迎合西方的價值觀，迎合投資者和業主的想像，很少在思考民眾的需求，很少討論老百姓究竟要什麼樣的房子和城市，脫離了誰是真正使用者的問題。」
這波針對資本主義的辯證衍生出了公民建築。過去幾年，幾位台灣建築師，像投入川震重建的謝英俊、在宜蘭深耕人文建築的黃聲遠，都在大陸受到相當的肯定，而他們的作品正反應出公民建築的精神。
阮慶岳認為，過去建築服務的對象是政治權力，要宏偉、宮殿式的建築，後來慢慢移轉成資本權力，但資本家想要的是假象的幸福，這兩個階段都脫離現實，而這第三階段就將進入到社會性，也就是公民建築，真正與人民相關的建築。
圖片提供◎朱锫建築設計事務所
阮慶岳
淡江大學建築系畢業，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建築所碩士。現任教於元智大學藝術與設計系系主任。同時創作文學、建築評論與策展。文學著作包括《林秀子一家》入圍2009年英仕曼亞洲文學獎、《凱旋高歌》獲得2004台北文學年金獎，建築著作包括《建築師的關鍵字》、《弱建築》、《下一個天際線－當代華人建築考》等20餘本。同時也是策展人，主要策劃建築展覽，包括2006年策展《樂園重返：台灣的微型城市》，代表臺灣參展威尼斯建築雙年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