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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我走到哪裏，都能遇到與家扶有關的人，包括認養人、志工。還曾有企業主管告訴我，他小時候曾受家扶幫助，現在有能力了，要回饋社會，」這是翁慧圓接受講義採訪時說的第一句話。正是如此點滴感動在心頭，讓她堅守社工崗位三十八年。今年初，翁慧圓從家扶退休，但她為弱勢發聲的腳步仍沒有停歇─她轉而任教於中山醫學大學醫社系，努力替臺灣培育下一代社工人才。
學生時期的翁慧圓，原本的第一志願是法律系，卻陰錯陽差考上東海大學社工系。翁慧圓笑說，當時的臺灣，沒有人知道什麼是「社工」，經過解釋，還有人驚訝地說：「什麼？做好事還要特別去讀大學？」就連她擔任醫檢師的父親，也曾擔心女兒「畢業即失業」。
民國六十三年，翁慧圓進入「基督教兒童福利基金會」（家扶基金會前身）服務，正式站上第一線。她常在家中與父母分享工作點滴，父母也跟著她一起關照受助家庭，漸漸明白女兒的工作非常有意義，態度從保留改為鼎力支持，「爸媽不但也成為認養人，還時常替家扶宣傳。例如母親就常跟朋友說：『我們少添一點香油錢，把錢省下來，捐給真正需要的人。』」翁慧圓說，現在回憶起來，自己之所以投入社福領域，是自幼耳濡目染的結果。她說，從小父母善行不斷，印象最深刻的，是在捐血不普及的時代，家中曾有母親帶著女兒登門道謝，家人這才知道，父親悄悄到醫院捐出少見的AB型血液，救了小孩一命。
與現代相較，六○年代的社工工作更形困難，當時社會普遍貧窮，認養人多來自國外，國內募款不易。加上媒體不多，訊息傳播速度遠不如今日，翁慧圓和同事必須以土法煉鋼的方式，四處打聽，才能知道何處有家庭需要幫助。那時家扶名氣也不大，儘管找到弱勢家庭，也常被誤認為騙子，「怎麼可能有人願意幫助我們？世上哪有這麼好的事？」有人擔心，社工只是假意幫忙，其實是想賣掉他們的孩子，還有人認為照相機會攫取人的靈魂，堅持不肯讓社工拍照。
儘管工作挑戰接二連三，但翁慧圓與同事們仍堅守崗位，持續在社福的荒地上「開疆闢土」。七○年代，翁慧圓累積許多出國進修、與國外社福團體交流的經驗，發現歐美國家針對家庭暴力，特別訂定了法規和處理流程，「程序完備，證明家暴在國外是嚴重的問題，臺灣不可能例外。」當時臺灣雖有「兒童福利法」，但是制訂於二次大戰之後，早已不符實際需求。返臺後，翁慧圓與同事試圖遊說政府修法未果，家扶開始統計報上兒童受虐的新聞，短短半年，就累計了五百八十二起之多，「當時報紙少，嚴重到上報的孩子，非死即重傷。不難推知，上報的只是冰山一角。」有了數據基礎，家扶與其他社福團體合作，經過漫長努力，「兒童福利法」終於在民國八十二年進行首次修正，社會各界也因此更加重視兒童保護。但翁慧圓說，只有法律，仍然不夠。她最大的夢想，是見到臺灣的家暴率下降，想做到這點，得正本清源。「只在家暴發生後亡羊補牢，代價太高了，」她說，「研究已經證實，有家暴傾向的父母，往往童年也曾受虐，唯有協助人們處理創傷，才能終止暴力的循環。」
民國八十八年，翁慧圓轉任家扶中心主任，上任當天剛好發生九二一地震。翁慧圓立即投入救災工作，災區的慘況讓她深受震撼，發現不僅是災區建築需要重建，人的心靈更需要重建，「太多成人、青少年、孩子，面臨著失去家人的哀傷，卻找不到情緒出口。」在日本專家的幫助下，翁慧圓成立了「彩虹屋」，這是一座經過特別設計的心理創傷輔導設施，無論什麼年齡的人，都能在放鬆舒適的環境裏釋放情緒，並在專業人員的引導下，學習如何以正確的方法處理情緒。「彩虹屋」的設立等災後服務，讓翁慧圓榮獲「九二一民間重建貢獻獎」。
談及社工工作，翁慧圓直言這是個「很容易受挫」的行業，只有滿腔熱血是不夠的，因為「社工處理的都是社會問題，而所有的問題都不單純」。舉例而言，社工要有專業能力，才能在幫助別人時，同時顧及對方自尊；社工要具備協調能力，才能統合醫療、教育……等分散的資源。更困難的是，面對複雜的人心，社工往往吃力不討好，偶爾也可能遇到貪得無厭的人，必須保持信心，不被人性的貪婪打敗，且確實做好把關工作。曾有人跟翁慧圓抱怨：「你們家扶是錢太多了嗎？為什麼我想助養孩童，還要排隊等待？」但她說，這正是家扶認真的證明，「我們絕不為了錢，『製造』孩子給人認養。每一塊錢善款，都是愛心人士辛辛苦苦賺來的，不能浪費分毫。」翁慧圓也認為，臺灣人很有愛心，現今臺灣社福最大的問題，在缺乏「資源盤點、資源整合」，因此已經產生資源只集中在少數「明星熱點」的現象，造成愛心浪費。
翁慧圓說，告別家扶讓她離情依依，但轉任教職，讓她能夠將理論與實務經驗結合，並傳授給學子，「我們的未來，得靠這些年輕人。」雖然從家扶退休，但她的另一段旅程，才正要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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