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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二十四周年之際，《紐約時報》刊出《中國菁英或多或少也受天安門型塑》（Elite in China Molded in Part by Tiananmen）一文。
此文指出，在一九八九年四月，由趙紫陽幕僚陳一諮協助籌辦的一場聚會，四百個當時中國頂尖才俊聚集在北京一家飯店中，討論著中國的未來。當時參加這場會議的人，有六位是目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包括總理李克強、副總理李源潮、紀檢委書記王歧山，以及政協主席俞正聲等人。
（圖片提供╱新新聞）
經歷西單民主牆的一代
陳一諮回憶說，他和李克強、王歧山都曾深入對話。他認為第五代領導人受六四那個時代的啟蒙影響，比他們的前任的胡、溫還大。前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主任鮑彤的秘書胡偉則說，黨組織改變了這些人，「我相信那個時代在他們身上沒有留下痕跡。」
胡偉所說的「那個時代」，其實並不是單指一九八○年代末，而是從七○年代末改革開放，一直到八九年六四為止，這約十年的中國思想百花齊放黃金期。
一九七七年中國恢復被文革中斷十年的高校入學考試，李克強就是這一年進入北大法律系，與他同年進北大的還有歷史系的薄熙來；前後期在北大的還有王軍濤、胡平等人。一九七九年發生了西單民主牆事件，王軍濤與胡平都是積極參與者。隔年又有另一個掀起北大學生政治參與熱的活動：海淀區人民代表選舉。
海淀只是北京市一區，這是個文教區、有十多所大學以及中科院、社科院等機構。依選舉法規，這些學院都可單獨選出代表，當時參與民主牆運動的學生們，就在陳子明串連下在各校部署參選。在北大，胡平、王軍濤都參選，另一位知名的參選人是當時的學生會長張煒，他後來負責籌備天津開發區，被視為中共財經界明日之星。
習、李歷經言論百家爭鳴
陳子明最近在博客上刊出一則張煒的競選傳單，這是由李克強等北大學生連署的推薦書。推薦書上寫著：
多年來，我們聽夠了空談，聽夠了牢騷，聽夠了對未來美好許諾。
我們需要有遠大抱負的務實派。需要真正為大家辦成幾件事的人。
我們推薦經濟系七七級學生張煒為人民代表候選人。
當時學生們藉由競選活動，寫大字報、發政見傳單、舉行多場答辯會，張煒、王軍濤與胡平等人的答辯會都有一千五百人參加。一個小小海淀區人代選舉，成為改革開放之後，北京知識青年第一場廣泛的民主政治洗禮。中國第五代領導人很多也經歷了這場洗禮，也走過之後八○年代中國思想、創作與言論百家爭鳴的黃金歲月。正如胡偉所說：「那個時代在他們身上沒有留下痕跡。」
當時風雲人物之一張煒，畢業後受李瑞環提拔，去天津創建開發區，三十四歲已當上天津市經貿委主任、外事辦主任，前途似錦，在六四前夕看到當局準備強力對抗學生憤而辭職。
張煒的辭職信寫著：「我抗議動用軍隊對付手無寸鐵的和平示威群眾，我不贊成李鵬的講話，現在執行我的職務和忠於人民發生了矛盾，我只能選擇後者，因此，我請求辭去我的職務。」張煒幾年後出國念書，獲得牛津博士，之後成為劍橋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若非「六四」，他也會成為第二個李克強。
貫穿「四五」到「六四」的靈魂人物陳子明，在三年前習近平擔任軍委副主席、接班明朗化時曾接受媒體訪問說，中國政治上代間差異較大，同一代不同派系之間差異反而不大。
「七不講」能讓人樂觀？
陳子明稱習近平等這代領導人是「博士」一代，很多是學文、法、政出身；而前一代胡錦濤等人則是「輔導員」一代，多是理工出身，而且在大學裡多擔任過政治輔導員，充當「傳聲筒」。陳子明強調「輔導員」是受紅色教育最深的一代，而「博士」一代多是「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前者經歷參與「反右派運動」，後者則是經歷了民主牆運動和高校競選運動洗禮。
陳子明當時提出一個有趣觀察：過去體制外缺乏胡錦濤這個年齡層的一代，所以胡錦濤也聽不到他同輩會給他不同意見的肺腑之言。到了習近平、李克強一代，體制內外有共通的經歷的人多了。李克強的師長同學、老師中，不少人言論接近體制外，「這使得雙方互動的可能性增加了」。
陳子明以台灣政治中，國民黨和黨外參與者有共同求學與社會經驗為例，說明不同政治主張有可能形成政治溝通平台。三月人大期間陳子明還在微博留言：「在李克強總理的答記者問中，我最重視『要使明規則戰勝潛規則』這句話。這表明政府人士願意與學界、輿論界用共同的語言說話。」他期望中國體制內和體制外的「博士」們可以開創憲政新局。
陳子明對第五代領導的期許會不會太樂觀？懂得彼此的語言，不必然可以達成共識。最近中共高層提出不講「公民社會」等「七不講」，顯然就是看懂了「公民社會」四個字，知道它的殺傷力──胡溫時代，中共中宣部的宣傳刊物《半月談》還曾選擇「中國公民社會十大新聞」，當時共產黨似乎覺得「公民」兩個字和他們常掛在嘴上的「群眾」是同樣「自己人」。
同樣走過八○年代自由開放之路的中國第五代領導人，到底會傳承「四五」到「六四」的火種，還是會再一次澆熄北京之春的火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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