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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6 月初，是中國高考舉行的日子，經過3 年的苦讀，十七八歲的天空將各有前程。2013 年，中國高考報名人數多達912 萬人，為讓考生安心應試，不僅地鐵設有綠色通道專供考生通過，不少城市的計程車更是早已被定滿，一個高考，儼如社會總動員。事實上，高考也正是考驗社會流動是否活絡的溫度計。
亮眼的作文題
在廣大的貧富差距下，農村的新生代想藉由教育脫貧，仍是遙遠的夢想。 (攝影／馬耀俊CTPphoto)
歷年來，中國媒體最熱衷報導的，莫過於各省高考的作文題目，其受重視的程度，有如法國媒體對高中畢業生會考哲學科題目的關切，今年最受矚目的題目，則是北京的「愛迪生如何看手機」。台灣人可能會訝異於中國作文考題的活潑，但事實上，中國高考作文題目屢有佳作並非這一兩年之事。例如2005 年上海的作文題目便用了一段引言，描述現代武俠小說、流行歌曲、乃至廣告都已撲天蓋地而來，甚至連古典音樂也商品化成為廣告插曲的情況，然後作文題目便是要求學生從這個脈絡出發，談當下文化景況對學生成長的影響。
亮眼的作文題目，揭示了新一代的中國學子不管是文化識見、或邏輯思考，皆已非昔日吳下阿蒙，但這種耗費龐大資源而堆砌成的菁英教育，卻也更加凸顯中國教育界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
戶籍制：起跑點的不公平
單就作文一項的考試結果，便牽涉了教育體制公平性的爭議。每當作文閱卷完畢之後，媒體多半會報導該年優秀的「滿分作文」，隨之來的，就是某些作文得滿分的考生，總分卻未達錄取標準，大學可否破格錄取的問題。
對於這個問題，除了滿分作文考生的家長積極贊成之外，社會輿論多採取反對態度。在很多人看來，高考本身已有許多不公平，如果開了「破格錄取」的先例，在潛規則的運作下將產生更多不公平。
中國高考的不公平，首在入學的戶籍制。不少台灣媒體以大學聯考形容中國高考，其實這個比喻是錯誤的。一方面中國沒有統一的試題，各省可決定自主命題或使用教育部的全國試卷；另一方面，中國的大學可決定各省的招生人數。以重點大學為數最多的北京來說，北京的重點大學通常都會招收一定比例的北京學生，這使得其他省份學生進入重點大學的機會遠不如北京學生，這便是因為戶籍身份產生的起跑點不平等。
一個中國，兩個世界
優良的軟硬體、多元的發展機會，在父母財力的支撐下，皆是城市學子們唾手可得的教育資源。(攝影／photo_王銘偉)
貧富與城鄉差距，則是長期資源分配不均的不公平。
中國高考已連續5 年都出現報考人數下降的情況，而這些不參加高考的人，幾乎分據社會貧富的兩極。在大城市，有的高中生會因壓力太大等因素拒絕中國高考，他們在高中畢業之後選擇出國留學，連帶著近年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明星高中已紛紛成立「出國班」。在美國的投資移民當中，中國已躍居第一，這些擁有傲人資產的中國人之所以出走，子女教育是首要考量。
對中國青春來說，這是最好的時代，卻也是最壞的時代。大城市的高中生不管是要進入明星大學、或出國留學，都已非難事，現今中國大學與國際交流機會繁多，所謂的國際化與全球化，對這些年輕人們也不再陌生。但是對農村年輕人來說，這卻是最壞的時代。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劉雲彩教授指出，1978 到1998 年，農村出身的學生在北京約佔3 成，這個數字仍在不斷滑落，迄今只剩1 成。
這還不是最嚴重的問題。2010 年，河南農村梁莊出身的教授梁鴻重新回到故鄉進行觀察並寫成廣為議論的《中國在梁莊》一書。這本書提到，2005 年開始，中國政府已加大力度對農村建設投注資源，其中也包括義務教育。不過弔詭的是，資源雖然增加了，小孩子的求學動機並未增加，因為他們認為自己會追隨到城市打工的父母輩的人生路徑，讀書並不會改變他們的人生。
中國的未來：小貴多或陸濤多？
一個中國，兩個世界，在流行文化中便有不同對照。2001 年的電影《十七歲的單車》描述到北京當快遞的17 歲農村青年小貴的都市遭遇；2007 年的《奮鬥》則是大城市青年陸濤大學畢業之的創業史，歷經挫折而後成功。作為快遞的小貴，他的命根子自行車被偷之後，開始在大城市尋找他的自行車，艱辛的經歷，盡顯小人物之卑微與自尊相互拉扯的過程；而陸濤，他超越失敗成功創業，所憑藉的也非他個人之力，生活在大房子裡的親友，是他無形中的支柱。
中國的難題，在於年輕人中像小貴的多還是像陸濤的多？十七八歲的天空會是什麼模樣？ 高考背後，就是社會流動是否活絡的溫度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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