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都度過了一個多事的夏天。
一位志願役的士官枉死，觸動25萬人盛大集會。四處不必徵的民宅強拆，讓高官們到哪都聽到嗆聲「拆政府」，繼而引發偽裝陸客漆襲行政院、苗栗青年蛋洗縣政府，乃至千人「占領」內政部的抗爭行動。在此同時，世界另一頭也騷動不息：埃及發生二次革命，政局動盪，街頭盤踞最終造成大規模的流血暴力；國際媒體輸送出大量混亂的消息、畫面，再再撞進我們心坎裡。於是，儘管悲劇、惡法與漠然的體制，讓我們處處可見哀哀無告的怨泣和怒吼；但回過頭，我們也在接受彼此的考驗——面對抗爭，輿情時時可聞主張和平、理性與秩序的聲音；我們甚至驕傲：數十萬「假日公民」上街頭，可以自發整理，不留下滿目瘡痍。
在此情形下，承自二十世紀許多反殖民、民權與民主化等運動的「非暴力」（Non-violence），似乎成為群眾活動的共通話語。抽象地來看，非暴力是高尚、堅毅的價值精神；然而，經驗上來說，它並不是一呼百諾、其利斷金的真空念力。一般認為聖雄甘地在印度獨立運動中的「不合作」策略是非暴力的典範；但這種對「苦行獲致勝利」的想像，卻可能忽略了幾件事：首先，甘地在爭取獨立的過程除了力行「不合作」，還積極組織政黨活動；其次，甘地在二戰期間曾以獨立做為是否支持戰爭的籌碼，卻引發嚴重暴行，甚至使他考慮放棄非暴力；最後，為求盡快獨立，他在戰後選擇同意印（度）巴（基斯坦）分治，卻也讓獨立印度嘗到印度教與伊斯蘭教激烈衝突的苦果。
印度的獨立並不是單靠純潔動人的理念就發生，而是在反覆折衝、應變失序的政治性活動中，遍體鱗傷地前進。支持非暴力，是因為我們並不企圖在肉體上傷害或消滅任何人，但我們也必須明白：社會變革不是各人腦海中的獨角戲，身處其中，將不斷面臨思與行的辯證考驗──那身影，就像現實中的甘地，絕難會是乾乾淨淨。
因此，非暴力不能變成檢視思想與作為的絕對工具。說到底，它終究是身陷汙泥中的抉擇，不是關於乾淨的教條主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