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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獲自由之後，無數的人都要從傷痛中重新站起來。
1946年9月下旬，德國威斯巴登（Wiesbaden）。此時正好是猶太曆的新年（Rosh Hashanah），一年的開始，也是猶太教的審判日，猶太教徒相信上帝會在這天記下我們所有的善行、惡行，以及其他種種作為。然而，在這飽受戰火摧殘、最近才重建的猶太會堂裡，正在進行的是另一種紀錄，記錄者的目的並非為了上天的賞罰，而是為了讓美國大眾明白真相。
這位五十九歲的學者帶著二十七公斤重的設備，其中包括當時最先進的錄音器材。三個月前，大衛‧波德（David Boder）離開了芝加哥舒適的校園，扛著笨重的儀器來到了戰後殘破不堪的歐洲。他來到這裡，是想記錄、分析數以萬計受納粹迫害而流亡之人的創傷記憶。
到目前為止，已有數百名流亡者接受了波德的訪談。在剛開始時，波德所知有限，但到現在，他已聽了無數駭人的經歷，這些慘禍已銘刻在他的腦海之中，再也揮之不去。
1946年9月的這場訪談是他所做的最後幾場之一。波德會說九種語言，包括意第緒語。在過去一小時中，名叫安娜‧柯維契卡（Anna Kovitzka）的年輕女子以意第緒語訴說著自己失去了什麼、如何逃過迫害活到現在。在斷續啜泣中，她所訴說的悲劇已經接近尾聲。
「我現在⋯⋯在幼稚園做事。那兒有二十個猶太孩子，我陪他們玩的時候，就會忘了過去的一切，因為身邊又有了猶太孩子。可是下了班回到家，我又是隻身一人⋯⋯。像今天是節日，但那些會陪我過節的人都到哪兒去了呢？⋯⋯我的親人都不見了，留下我孤零零的一個人。」
安娜輕聲啜泣著，聲音逐漸消失在秋日午後的暮色中。波德不經意地稍稍後傾，感到緊張、不安、精疲力盡，他知道自己該離開了，但他也知道，這次訪談再次揭開了這名年輕女子的傷疤。
1939年9月，戰爭開始降臨在安娜身邊。先是波蘭家鄉基爾切（Kielce）遭德軍濫炸，接著是逃亡、進入猶太隔離區、集中營、死亡行軍，最後在1945年4月1日，終於被美軍釋放—諷刺的是，當時正好是逾越節期。原本出於安全考量，安娜將尚在襁褓中的嬰兒托給鄰居照顧，但就在戰爭落幕的幾個月前，她發現鄰居背叛了她，寶寶已遭謀害。安娜失去了一切，也失去了所有對她重要的人。在錄音帶即將耗盡之前，波德湊近了麥克風，用他帶著濃腔的英語說：
「我們的結論是⋯⋯這位女人所說的故事⋯⋯就像我們從別人那裡聽過的如出一轍⋯⋯但在她說完之後，我不禁感到一陣恍惚⋯⋯誰能為這一切評評理呢？誰又能評斷我的工作呢？今晚，我就要離開這裡前往巴黎，這個計畫也將告一段落。」
其實，波德的計畫才剛要開始。他於1961年過世，然而直到今天，這個漫長的計畫才可說接近尾聲：他1946年所做訪談的全部紀錄與翻譯，現在終於全數上傳於「大屠殺倖存者之聲」網站。隨著計畫結束，我們這些現代人終於能為他的工作「評評理」，而此計畫的成就，絕不容小覷。
劫後餘生者的第一手經驗
拜攝影機之賜，在今天，大家對難民營與戰火下的斷肢殘臂早已見怪不怪。然而，點進「大屠殺倖存者之聲」網站，聽聽波德的原始錄音檔，還是能讓你身歷其境地掉進那股陰鬱的氛圍，切身感受二戰之後的種種真實悲劇。這些錄音檔是大屠殺最早的「口述歷史」，早到這些倖存者還來不及讓時間沖淡傷口、來不及重塑自己的經驗。
這些故事糾結著一個失序的世界，在難民營、孤兒院裡臨時湊和起來的訪談室中被記錄下來。錄音帶錄進了車聲、人聲、甚至腳踏車推進推出的聲音，受訪者不時還會笨手笨腳地碰到記錄他們故事的神奇儀器。
歷時五年的大屠殺時期，這些受訪者被貶抑成「劣等人」、一組烙在身上的數字，他們如畜牲般遭人驅趕、毆打、屠殺。歷劫歸來後，波德請他們談談在大戰開始之後，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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