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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關說案，任何人一看就知道，它乃是檢察總長率同特偵組違法濫權監聽所繪製出來的案件，根據憲政原則早已沒有了正當性，它如何去編故事根本已不值得相信。
一八六三年一月一日，林肯頒布＜釋奴令＞，到一九六三年時已是百年紀念。於是就在一九六三年，美國於八月二十八日發起民權大遊行，二十一萬人在華府林肯紀念堂前集會，馬丁．路德．金恩發表了他那篇「我有一個夢」的歷史性演講。今年是他演講五十年紀念。
馬丁．路德．金恩是二十世紀的偉人，但可能很少人知道，他也有很多考驗了美國人、甚或全人類是非價值的反面經驗──那就是近代特務政治的「道德法西斯」問題。
手段不對等，統治者必是贏家
近代政治上出現了一種「道德法斯西主義」，統治者利用了大權在握，以竊聽的手法，掌握到政敵或不滿分子的道德黑資料，而後即可展開道德整肅和鬥爭，由於他有特權，只能他整別人，別人根本整不到他。這種「道德法西斯」由於手段的絕對不對等，統治者必然是贏家。由於特務的竊聽監聽對統治者乃是太好用的工具，所以自古至今，特務的竊聽監聽才難以廢除。
以前的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胡佛，就是個靠竊聽監聽而大權在握的人物，他掌握了國會議員將近一年的黑資料，所以國會對他根本不敢怎麼樣。早年的美國國務卿魯斯克也說他是「戴了面具的權力勒索者」。當年的馬丁．路德．金恩就中了他的毒手。
金恩博士因為民權運動而崛起，一九六二年歐洲已傳出他可能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因此胡佛決定要把金恩博士鬥垮鬥臭。
在一九六三年初，聯邦調查局的特務打聽到一份重要的情資，指出金恩忙著在各地活動，一個月離家二十一至二十八天，家庭生活不完整；加上民權運動仍受迫害，他心身焦慮。為了發洩焦慮不安，金恩博士到外地時都會找妓女。
當胡佛知道這個情資後，就下令所屬加強竊聽。有一次，金恩博士至華府開會，晚上住在維拉旅社( Willarad Hotel )，特務知道後就早一天入住，在房裡床下裝了許多小麥克風竊聽錄音機。
美國新聞界集體拒登
金恩入住後，特務錄到了十四卷錄音帶，其中有金恩和他的幕僚酗酒吵鬧的場面，也有金恩宿娼的床上聲音，更特別的是金恩玩的是３Ｐ遊戲。
當胡佛錄到了這些聲音，他大喜過望地表示：「這次金恩那小子死定了！」聯邦調查局把十四卷錄音帶整理濃縮，成了一個濃縮精選版。胡佛認為金恩召妓，又搞３Ｐ遊戲，這簡直是天大的新聞，所有的媒體一定會大登特登，透過這波道德挾黑攻勢，金恩一定會被整死。民權運動也搞不下去了。
孰料美國新聞界還真的有是非之心。當時是一九六三、六四年，美國法律的「適當程序主義」還沒有出現。「適當程序主義」是人權觀念深化後，一九六八年才列入美國憲法增補條文第十四條，規定任何對人的權益之處理和懲罰都必須有適法之程序，若無「適當程序」，其處置和懲罰即無效。
然而儘管「適當程序主義」還未出現，但美國新聞界卻心裡早已有這種標準。所以當胡佛本人、聯邦聯查局副局長蘇利文找上各報刊登，願意提供這條超級大獨家時，居然沒有一家對它有興趣。
根據事後的回憶，像紐約時報特派員赫伯特（John Herbert）、洛杉磯時報特派員克拉斯洛（David Kraslow）、芝加哥新聞特派員洛伊可（Mike Royko）等人，當時就已警覺到這是政府的濫權竊聽監聽。若政府可以透過竊聽監聽掌握別人的黑資料來搞整肅鬥爭，那麼這種手段本身就已是最大的邪惡。一個最邪惡的人，是沒有資格指責別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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