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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居高層、承擔重責的高階主管，往往說不出、甚至無法察覺自身的壓力與憂鬱，需要週遭更多的關心與協助。
從送報生、學畫股市日線圖開始到企業總裁，寶來集團總裁白文正白手起家攀向人生巔峰，卻在澎湖海邊，為生命強制劃上休止符。
媒體報導，白文正走向極端並不是突然轉彎：面對檢調對他背信的調查，他就曾對同僚表示「希望在年初死去，是最漂亮的時間點」。他過世前陸續處理財務，還在六月底關掉喜愛的義大利紅利餐廳。《壹週刊》報導寶來供養考試院長提名人張俊彥，只是壓垮他的最後一根稻草。
一層層的壓力不斷積累，他的極端並非衝動行為，也非無跡可循。這樣的事件讓人思考：在親手終結自己生命的那一刻前，他求助了嗎？他的求助是否得到回應、又能否得到回應？
統計上，台灣憂鬱症臨床求助的人口，以及嘗試自殺的人口，一直是女多於男；但在自殺成功的人口上，男性比女性要高。
對這種現象的解讀有很多，例如女性自殺可能傾向於不暴力的方法，獲救機會高；或死意是否堅決等。而其中一種值得關注的解讀，是男性憂鬱的比例不比女性低，卻不易察覺，也不易主動求助。
不能說的憂鬱
男性常不自覺需要幫助。
社會給男性的刻板期許與訓練，常是要壓抑自己的喜怒哀樂。「對男性來說，表達情緒是一種不光明、懦弱的行為，都會努力掩飾自己的情感，」長庚醫院精神科主治醫師陳景彥說。有些來向陳景彥求診的男性甚至不知道如何辨認自己的情緒。當他問對方「心情如何？」時，對方居然回答他「我也沒有什麼心情。」
居高位、承擔責任的高階主管，作為企業的精神堡壘，更讓他們無法求助。
對許多高階管理者而言，身邊的同事經常是競爭者，又怕對部屬吐露會影響公司士氣，家人可能也不了解他們的煩惱時，很多高階管理者的壓力，只能留給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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