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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憲政會議的重要意義
行政院院長江宜樺在當年，曾引用韋伯所說「沒有結果的亢奮」來形容三二○公投，認為這種受到民族主義召喚出來的熱情，並不足以向中共宣示台灣是一個民主法治國家。
周日將近五十萬人走上街頭，運動更提出四大訴求，其中包括召開公民憲政會議。學生和公民社團尚未對公民憲政會議提出具體主張，這會不會再一次成為江院長口中的「沒有結果的亢奮」？
從千禧年以來，歷經兩位總統四任十六年，我們目睹了民選總統不斷擴權，立法部門逐漸萎縮為行政院立法局，加上二○○五年修憲後新選制造成「贏者全拿」，直接促進政治極端化的發展。
這些結構性弊病，遇上習慣「以黨領政」的威權政黨重新執政，以行政權強力主導兩岸協議的談判和締結，排除國會事前授權、事後監督的空間，終於引發如洪水般的民意反彈。要解決這些問題，就必須回到憲政制度的層次，而非以「經貿國是會議」來胡亂搪塞。
修憲才能實現人民上街頭訴求
公民憲政會議若要成為韋伯所稱「務實的理想」，符合責任倫理的要求，就必須有具體方向。公民憲政會議若不想流於清談，就必須導向修改憲法的結果。在憲法沒有獲得妥善修改前，五十萬人走上街頭的最終目的不能算是滿足。
做為一項「務實的理想」，公民憲政會議必須聚焦在三項議題：民主程序的修正、行政立法關係（含總統職權）的修正、兩岸關係憲法化的修正。以這三項議題為核心所推動的修憲將是較偏向審議式的折衷主義（moderatist）修憲。
所謂折衷主義修憲，可以用政治哲學家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的理論來簡略解釋。為了追求台灣社會的交疊共識，憲法當中有關主權的部分，因為涉及不同政治認同的衝突，暫時放到括弧內，本次不處理。交疊共識的基礎在於民主開放的社會，因此首先就要針對民主程序來進行檢討。其中選制和修憲程序的調整這兩項是民主程序的核心，必須優先處理。
其次，總結過去十數年的行憲經驗，目前這種名為「雙首長制」實為從來不曾換軌過的「超級總統制」，已經證實是許多政治亂象的根源。總統不用承擔任何政治責任，也不受任何機關制衡，還可以凌駕五院之上，以「元首」之尊召集五院進行協調。這些在在都顯示憲法增修條文有關總統權限的設計不當，需要儘速修正。
兩岸交往不是行政機關說了算
如果不改變總統民選的制度，就應調整憲法本文中的行政立法關係，落實三權分立。如果打算朝行政立法混同方向移動，就應廢除總統民選，並強化內造政黨的國會制度。
最後，「服貿協議」凸顯出來的最大問題，還在於中國和台灣之間如何進展協商談判，這也將是未來三十年台灣最大的政治挑戰。
依照憲法增修條文前言，兩岸交往屬於憲法規範事項。憲法如何規範兩岸關係，不能完全拘泥於傳統權力分立理論，必須因應兩岸特殊的現實，賦予國會更大的權限，以避免行政權在兩岸事務專擅獨大，甚至是暴衝。
台灣做為民主社會，行政機關不能自己說了算。中國領導人一定要認清此現實。既然兩岸要繼續交往下去，兩岸關係在憲法層次的規畫勢必要更細緻。應該將可能涉及基本人權保障的爭議，上升到「憲法保留」的層級。
退一步言，就算允許國會制定法律來規範，也不能像目前增修條文第十一條的空白授權，必須詳細規劃事前授權和事後監控的機制。
至於召開公民憲政會議的方式，考量到未來修憲的發動機關是立法院，最好的選擇是由立法院和學生及公民團體共同協商出主辦方式，並且由行政院提供必要的行政協助。
公民憲政會議是一項充滿開放性的民主實驗，因此在立法院和學生及公民團體協商的過程中，應該儘可能排除像是法國大革命後的「三級會議」模式，不應單純由社會各界、工商團體、各種職業代表來參與。
立院學生公民團體共同協商舉辦
由於台灣在過去十幾年已經累積了許多審議民主的經驗，可以更勇敢地運用到公民憲政會議上。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省以隨機抽樣方式來實施的「公民大會」（Citizens' Assembly），或如美國學者James Fishkin和Bruce Ackerman提倡的「全民審議日」（Deliberative Day），都可以做為參考座標。
在會議前階段，還可以結合網路媒介，讓更多人民的意見可以匯入；而後階段進行實質審議時，更應透過仔細的規劃來讓參與成員既滿足代表性的基本要求。審議過程或許會花費不少時間和預算，但可以將原先密室協商的修憲程序轉化為全民公開的憲法討論，漸漸培養出知情的公眾（informed citizens），充實修憲的正當性。
至於會議結論，因為主辦單位之一是立法院，立法院朝野黨團在一開始就應該給予政治承諾，將會議結論落實為修憲提案。
修改憲法不是萬靈丹，但一個聚焦於民主程序、總統職權和兩岸關係的修憲議程（constitutional agenda），配合上開放的民主審議（democratic deliberation），可以讓公民憲政會議成為劃時代的民主創舉，形塑新的憲政秩序。
公民憲政會議不但不會是「沒有目的的亢奮」，還將匯集五十萬人民的政治熱情，轉化為冷靜的判斷。如果政府拒絕了這份「務實的理想」，就只能證明自己的執政連讓人民亢奮都做不到，只是「沒有目的的沉淪」。（本文作者為中研院法律所助研究員 ／芝加哥大學法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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